作者介绍：

  唐达成（1928～1999）,湖南长沙人,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艺文探微录》、《世象杂识》等。

作品正文：

  苏轼在《留侯论》中,研究分析了张良辅佐刘邦的生平和他前后的作为,区分出了两种勇敢,一种是逞强斗狠的匹夫之勇,另一种则是大勇。这种大勇者,按他的说法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就是说,具有大勇者风度的雄伟非常之人,由于气节自高,胸怀浩然,世俗庸见不能使之屈合,淫威暴力不能使其曲躬,而以磊落坦荡的所作所为成就一代风范,这才可称之为大勇。

  中外史籍上,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大勇者”,但这样有过人之节的豪杰之士,由于所处人生际遇与历史背景的不同,表现出的风度又是各有不同的。

  比如近代史上,坚决主张变法的谭嗣同的一生,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可以说在当时具有维新变法思想的仁人志士中,他所达到的民主意识的高度,已远远超出了同代人之上,他在《仁学》一文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在他看来,所谓“圣明天子”,无非是共举“为民办事者”,既然共举之,自然也“可共废之”。在封建****如层层磐石重压之下,谭嗣同竟有这样犀利透辟的思想,真可谓石破天惊,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因此他在变法之举中,比同辈人更为坚决、更为果敢,这是和他“挟持甚大”,“其志甚远”密不可分的。但不幸,由于袁世凯阴险叛卖,风云骤变,变法之举终于面临败局。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本来还是有机会逃亡的,甚至日本友人也曾劝他东渡,他却断然拒绝,并以决绝的态度,说了这样一席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气贯长虹,而沉痛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外。他的“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大勇者风度,是决心要以自己的血震惊依然麻木的世人,擦亮依然昏浊的万千双眼睛,他正是以自己的慷慨殉志,表现了大勇者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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