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我是知道的。芳草地有全国文联的一片宿舍,50年代后期我去那里,参加过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不是行典礼的那天去的,那天人太多,朋友让我躲过那天再单独去。因此我不是匆匆去匆匆离开,我在芳草地停了几个钟头。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一次碰到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到了芳草地,我凭着那一次模糊的印象,很快就找到属于文联的那一片宿舍。小巷很泥泞,不高的院墙倒塌得不成样子。在一个街口,我询问一位老大娘：“请问余明英家住在哪里？”余明英是路翎的妻子。老大娘很热诚地说：“余明英吗,在我们街道麻袋厂干活,我跟她挺熟,我把她叫来吧。几步路的事。”我说：“不用,她男人在家吗？”老大娘说：“我看见他刚刚回家,老头儿天天出去晒太阳。”老大娘指给我路翎家住的那个院门。我径直地走向那里。是个长条院子,只有简陋的正房,房子的格局一样。我立在院当中转圈儿看了看,路翎住在哪一间呢？我发现一排正房中间,有一间玻璃都是破的。我敏感地想到,这是路翎的家,那玻璃多半就是路翎用拳头砸碎的。

　　我在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破玻璃窗原来是外屋的,相当于堆杂物的檐厦,里面有一间住房,家门紧紧闭着。我跨进了两步,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我断定这多半就是20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幢幢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隐隐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檐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的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认出来。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的面孔与神情,你得学会想像“老化”人的面孔与神情的本领。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个人的眼眶就是又深又暗的。年轻时路翎有大而亮的眼睛。我几乎哭喊地叫起来：“路翎,你怎么不答应我？”同时伸手环抱他的肩头。想不到路翎异常平静地对我说：“你是牛汉吗？我从第一声就听出是你的声音。”哦,我的好朋友,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余明英叫我买两毛钱的肉,我把它忘了。”答得莫名其妙。他刚才呆呆地立在那里,原来是想着忘了买两毛钱的肉的事。我的心酸痛起来……我拉着他的手到床边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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