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临近高考的时候，我都会以无限感慨的心情，想起因为我是否可以参加高考而引起的那场十分少见的 争论，尤其是当年的老支书吴大叔，更使我念念不忘。

我作为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时候，也就是1977年的10月23日，我和知青们正在麦地里往场院拉小麦，广播里突然传来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号召初、高中毕业生，包括下乡知青踊跃报名。大家立刻兴奋得跳起来，互相用倒着，都说这回要是能参加高考，圆了大学梦，国家没白培养我们一回，爹妈也就放心了。

我也和大家一样，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可是没几天我就冷落下来，连报名的勇气都没了。说实在的，我比谁都想考上大学，可是，那时候，凡是上大学都必须是群众推荐，更主要的是，一连三年升学、当兵、返城之类的好事都没有我的份，就连找对象都没门。一想到这些，我什么美好的愿望顿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同宿舍的几个知青好几次鼓励我填报名审批表。我说：“我要是报了名，政审这一关生产大队就过不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知青们一再的鼓励下填上了报名表。谁知就是这个报名表，在我们所在的红岭大队党支部引起了一场从没有过的争论。

“我就是不同意周家健报名高考，他是黑五类子弟，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人政审怎么能通过呢？我们还有没有阶级立场？我们的大学怎么向黑五类子弟敞开大门呢?”

负责政审的大队支部委员、治保主任韩正文在支委会上十分严肃地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我是主张政审通过周家健报考大学，难道这就是阶级立场不好了？这也太上纲上线了吧，他只不过还是个孩子，他家庭出身不好，并不等于他不好。土改时他家是被斗争过，可那时他还没出生呢，他父亲也不过是个赶大车的，只不过他享受了剥削来的血汗钱。”说这话的人是五十多岁的支部书记吴志文，大高个、大脸盘、大嗓门、一脸的络腮胡子。“对待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一点难道你忘了？”

“我当然没忘。可是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到现在还是地主分子，还没摘帽呢，我姥爷在来黑龙江之前还是他家的长工呢。我就是不能同意他政审通过。”韩正文依然不依不饶。

“我告诉你，咱都是党员。是党员就不能把个人恶恩怨摆到桌面上；是党员就不能心胸太过狭窄。”吴支书据争依理据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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