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斯，长于斯，我竟然迷路了。原先是绿意盎然的庄稼地，现在是香气扑鼻的苹果园。迫不得已，向一个老年人打听：“您是当地人吗？”那人微笑着点点头。“请问，郑家老屋在哪里？”老人很热情，拉着我的手，走街串巷，终于在一个小巷口停下脚步，指着一家个体诊所，说：“就在它的后面！” 紧跑几步，我一直冲了过去。

在高楼大厦和青砖瓦舍的阴影里，隐匿着一个农家小院，三间茅草房。只见，衰草萋萋，院子是狭小的，房子也是低矮的，破败不堪。我站在那里，呆呆地发愣，大脑“轰隆隆”作响，眼泪早已夺眶而出。

爬满了绿色藤蔓和粉色喇叭花的篱笆墙连同东屋门口的鸡窝和狗窝一起不知去向，一扇窗没有玻璃，俨然一张嘴巴撕咬着一根线，拉扯着一只白中透红的干辣椒在空中舞蹈。

我，缓步进入东屋，放眼望去，外间，灶台还在，铁锅不知去向；一个燕子窝高居房梁，可是，空空如也。里间，从墙到棚都是糊的旧报纸，那铺炕还在，但墙上的挂钟、墙台上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以及炕边的缝纫机也不见影儿。

西屋早已是一片瓦砾，空房冷灶之间野草丛生，青苔遍布，蟋蟀在炕洞里唱歌，老鼠在上面奔跑，倾覆的门窗仿佛是人空洞无神的眼睛。

这里，就是妈妈和六个舅舅以及两个姨的小家，就是姥姥姥爷用心血和汗水营造的那个充满了温暖的爱巢。

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姥爷清瘦的面容，老人家眯着眼睛，坐在板凳上，一边揉搓满是老茧的手，一边倾听着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嘴角绽开出一朵笑魇；而姥姥则坐在炕头穿针引线地绣着花，在她手里，转眼之间，花、鸟、鱼、虫都有了灵性，都是活的生命。这是两位老人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

由于子女众多，生活的重担泰山压顶，姥爷的心十分焦躁，喜怒无常，脾气大，张嘴就骂，举手就打，让舅舅和姨姨吃了不少苦头。小时候，老人家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暴君的形象，和东条英机、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些个狠角色没有什么两样，他的每一次出手都让人心惊肉跳，永世不忘。

有一次，我和老舅玩得嗨就留宿在西屋。第二天早上三点钟，我还在沉睡，老人家就出场了。“噼里啪啦”，皮带抽打在肉体上，随后便是哭爹喊娘的哀嚎。我被惊醒，揉着眼睛，朦胧之中，一个干巴小老头目露凶光，恶魔附体，一边挥舞着皮带，一边歇斯底里的怒吼：“你们这些懒虫，懒得身上都要长毛了，快点滚起来，去锄地，去施肥，去喂马！”舅舅们抱头鼠窜，东躲西藏，就像是牧羊人鞭子下面驱赶的羊群。

我被吓破了胆儿，连滚带爬地一路狂奔，一直逃回了家，对着妈妈结结巴巴地宣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姥爷疯了！”妈妈苦笑，把我扶上床，拍着我的额头安慰：“家中有粮，遇事不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大家人十几张嘴要吃要喝要穿，你姥爷只能硬下一条心，他是迫不得已呀！”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妈妈流着泪讲了一件撼天动地的事。

姥爷本是一个善良有爱之人，他之所以变成凶神恶煞，是因为1962年，闹灾荒，全国人民都是饥寒交迫，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姥爷食不果腹，还在生产队扶犁，步履艰难，汗流浃背。这个时候，双胞胎舅舅和姨姨赶过去，哭着喊着：“爹，饿！”姥爷没有办法，只好拿出自己一天的口粮——两个糠菜窝头，放在一儿一女手中，而他赶着牛翻着地，长途跋涉。突然，天旋地转，一个跟头栽倒在垄沟里，两头牛却要奔向田垄非得啃下那才露出头来的嫩草，亦步亦趋，快步如飞，把他硬是拖出了二里多路，差一点丢了性命。妈妈的一个小弟弟和一个小妹妹，我那从来没有谋面的双胞胎舅舅和姨姨连饿带病，也永远、永远驻留在了那个中国人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里，成为姥爷心中永远、永远挥之不去的痛。噩梦醒来，他还是如履薄冰，诚惶诚恐，不敢逾越雷池一步。任何人不能浪费一粒米或者是一滴汤水，否则怒不可遏，非打即骂，他是“光盘行动”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人。

后来，我和妹妹还有两个弟弟上学读书，舅舅姨姨也相继成家立业。老屋，只剩下两个老人家，面面相觑，形影相吊。晚上，姥姥叼着大烟袋，吞云吐雾，在烟雾缭绕当中，姥爷看电视，屏幕尽是雪花，倚靠着墙壁酣声如雷。白天，一个待在院里，站成了一棵树；另一个趴在窗口，坐成了一尊佛。层层叠叠的皱纹里，堆积的都是思念，忧忧郁郁的眼神中，闪烁的都是慈爱  。

1989年秋天，从克山回到依安，我告诉两位老人：“我毕业啦！”姥姥像往常一样，一溜小跑忙三迭四地去后院割韭菜去鸡窝捡鸡蛋准备包饺子，因为这是我的最爱。而姥爷则紧紧攥着我的手，拽着我来到当院，指着新盖的草房，央求我：“大外孙，你别走，就在这儿工作、结婚?！”老人家的眼里充满了希冀，我先是一惊，异常尴尬，笑而不答，后来是情不自禁，泪飞顿作倾盆雨，哭的一塌糊涂。那是多么大的关怀和怜爱啊，不是所有人能够享受到的待遇，我是蝎子的粑粑——独一份！

如今，白云苍狗，老人家作古，老屋失去了支撑匍匐在地，姥爷姥姥的音容笑貌却在我的记忆深处冉冉升起，如同故乡正午和煦的阳光温暖着我的五脏六腑，恰似汩汩滔滔的乌裕尔河水抚慰着我的每一寸肌肤以及每一根骨骼乃至每一缕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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