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艾博特小姐说，“上帝会惩罚她，也许会在她耍啤气时，把她处死，死后她能上哪儿呢，来，贝茜，咱们走吧，随她去。反正我是无论如何打动不了她啦。爱小姐，你独个儿呆着的时候，祈祷吧。要是你不忏悔，说不定有个坏家伙会从烟囱进来，把你带走。”

她们走了，关了门，随手上了锁。

红房子是间空余的卧房，难得有人在里面过夜。其实也许可以说，从来没有。除非盖茨黑德府上偶而拥进一大群客人时，才有必要动用全部房间。但府里的卧室，数它最宽敞、最堂皇了。—张红木床赫然立于房间正中，粗大的床柱上，罩着深红色锦缎帐幔，活像一个帐篷。两扇终日窗帘紧闭的大窗，半掩在清一色织物制成的流苏之中。地毯是红的，床脚边的桌子上铺着深红色的台布，墙呈柔和的黄褐色，略带粉红。大橱、梳妆台和椅子都是乌黑发亮的红木做的。床上高高地叠着褥垫和枕头，上面铺着雪白的马赛布床罩，在周围深色调陈设的映衬下，白得眩目。几乎同样显眼的是床头边一把铺着坐垫的大安乐椅，一样的白色，前面还放着一只脚凳，在我看来，它像一个苍白的宝座。

房子里难得生火，所以很冷；因为远离保育室和厨房，所以很静；又因为谁都知道很少有人进去，所以显得庄严肃穆。只有女佣每逢星期六上这里来，把一周内静悄悄落在镜子上和家具上的灰尘抹去。还有里德太太本人，隔好久才来一次，查看大橱里某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这里存放着各类羊皮文件，她的首饰盒，以及她已故丈夫的肖像。上面提到的最后几句话，给红房子带来了一种神秘感，一种魔力，因而它虽然富丽堂皇，却显得分外凄清。

里德先生死去已经九年了，他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咽气的，他的遗体在这里让人瞻仰，他的棺材由殡葬工人从这里抬走。从此之后，这里便始终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祭奠氛围，所以不常有人闯进来。

里德先生死去已经九年了，他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咽气的，他的遗体在这里让人瞻仰，他的棺材由殡葬工人从这里抬走。从此之后，这里便始终弥漫着一种阴森森的祭奠氛围，所以不常有人闯进来。

贝茜和刻薄的艾博特小姐让我一动不动坐着的，是一条软垫矮凳，摆在靠近大理石壁炉的地方。我面前是高耸的床，我右面是黑漆漆的大橱，橱上柔和、斑驳的反光，使镶板的光泽摇曳变幻。我左面是关得严严实实的窗子，两扇窗子中间有一面大镜子，映照出床和房间的空旷和肃穆。我吃不准他们锁了门没有，等到敢于走动时，便起来看个究竟。哎呀，不错，比牢房锁得还紧呐。返回原地时，我必须经过大镜子跟前。我的目光被吸引住了，禁不住探究起镜中的世界来。在虚幻的映像中，一切都显得比现实中更冷落、更阴沉。那个陌生的小家伙瞅着我，白白的脸上和胳膊上都蒙上了斑驳的阴影，在—切都凝滞时，唯有那双明亮恐惧的眼睛在闪动，看上去真像是一个幽灵。我觉得她像那种半仙半人的小精灵，恰如贝茵在夜晚的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从沼泽地带山蕨丛生的荒谷中冒出来，现身于迟归的旅行者眼前。我回到丁我的矮凳上。

这时候我相信起迷信来了，但并没有到了完全听凭摆布的程度，我依然热血沸腾，反叛的奴隶那种苦涩情绪依然激励着我。往事如潮、在我脑海中奔涌，如果我不加以遏制，我就不会对阴暗的现实屈服。

约翰·里德的专横霸道、他姐妹的高傲冷漠、他母亲的厌恶、仆人们的偏心，像一口混沌的水井中黑色的沉淀物，一古脑儿泛起在我烦恼不安的心头。

为什么我总是受苦，总是遭人白眼，总是让人告状，永远受到责备呢？为什么我永远不能讨人喜欢？为什么我尽力博取欢心，却依然无济于事呢？伊丽莎自私任性，却受到尊敬；乔治亚娜好使性子，心肠又毒，而且强词夺理目空一切，偏偏得到所有人的纵容。她的美貌，她红润的面颊，金色的卷发，使得她人见人爱，一俊便可遮百丑。至于约翰，没有人同他顶撞，更不用说教训他了，虽然他什么坏事都干：捻断鸽子的头颈，弄死小孔雀，放狗去咬羊，采摘温室中的葡萄，掐断暖房上等花木的嫩芽。有时还叫他母亲“老姑娘”，又因为她皮肤黝黑像他自己而破口大骂。他蛮横地与母亲作对，经常撕毁她的丝绸服装，而他却依然是“她的宝贝蛋”。而我不敢有丝毫闪失，干什么都全力以赴，人家还是骂我淘气鬼，讨厌坯，骂我阴丝丝，贼溜溜，从早上骂到下午，从下午骂到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