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以后，直到民国时期，朝野上下，无不歌功颂德，誉为旷世伟业。弘历本人在叙述他下令编纂的目的时就宣称：“余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古文之名，盖如张子（即宋学者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大清一统志》上描写它“琅函琼册，辉烛霄汉”。文津阁的御制诗碑上，乾隆踌躇满志地题七律一首，自夸“名山藏实无过此”，说的大体也是事实。

　　解放以后，不少史学家在提到《四库全书》时，多强调它编纂过程中的消极面：清政府网罗知名学者文人编纂此书，是对汉族士大夫的一种策略或阴谋。让他们年年月月在浩繁的故纸堆中校勘考据，索引钩沉，青春伏案，皓首穷经，虚度大好年华，耗尽毕生精力，也就无心再去舞文弄墨，发泄故国之思了。而且在编纂过程中，对那些“诋毁本朝”、内容“悖谬”或有“违碍字句”的，不断地用销毁、撤毁、篡改种种手法，大量地烧书、改书。十年中，共销毁“禁书”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余册。（比起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一伙煽动的大规模烧书毁书，是小巫见大巫了。）从《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民间刻书家冒着危险偷偷地刻印的“禁书”，就成为藏书者视为奇货的珍本。因此，他们认为编纂《四库全书》之罪，同大兴文字狱也是不相上下的。

　　我觉得，还是鲁迅先生的评价比较全面、公允。

　　他说：“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尤其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者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治’，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作为定本。”

　　他也说：“乾隆纂修四库全书，是颂之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骨气的人。”

　　鲁迅先生有褒有贬，有肯定也有批判。《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们，那五百多位为之淌过汗水、流过血泪，在文字波涛中经历过浮沉的学者们，倘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松云峡：留下了乾隆的内心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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