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武力威胁下的强行绑架，土匪精心策划的绑票招数很多，五花八门，令人防不胜防。我的家乡住着一个叫“王大爷”的地主，此人腰缠万贯，但又抠得要命。家乡有一伙大绺子，掌柜的叫“亮山”，他三次带人砸王家的窑，都没砸响。“亮山”苦思数日，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一天，他率领众匪化了装，抬着一口空棺材来到王家祖坟，连哭带嚎地出殡。“王大爷”正躺在炕上抽大烟，突然见二当家的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哥，咱家谁老了？（死了的意思）？”“王大爷”当年不到六十岁，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心生疑窦：“会不会是土匪扮演的？”便派人去查看。可是派去的人回来比二当家的还着急：“不得了啦，墓已打好了，快要埋了！”“王大爷”听罢此言，再也顾不得细想，腾地从炕上跳下来就走。等走到他家祖坟地一看，当中果然真摆着一口棺材，一些披麻戴孝的人正在哭哭啼啼，喇叭匠子还吹着丧乐。“王大爷”气得破口大骂：“日你祖宗，是谁这么狂？”那伙人却好像没看见“王大爷”似的，哭得更来劲了。“王大爷”忍无可忍，撸起袖子就要动手打人。时机一到，哭声嘎然而止，众匪一下子把“王大爷”按倒在地，把大红棺材盖儿一揭说：“来吧，就等你呢！”一下子把“王大爷”按到棺材里了。就这样，“王大爷”中了“亮山”绺子的“调虎离山计”，被逮个老实，顺顺当当地做了一回“肉票”。

家乡还有一个叫“张半仙”的接骨先生被绑票时也很有意思。有一天，他出诊坐火车回家。同车的两个人坐在他对面，有意向他脸上喷烟，他气得训斥了几句，那两人当即寻衅动手。这时，坐在不远处的另一个人，作见义勇为状，三下五除二，几拳脚就把那两个家乡伙赶跑了。“张半仙”感恩不尽，和他聊了起来。那人自述家母不慎折腿，此行是去请接骨医生的，不巧没见到他。“张半仙”一听见义勇为之人找的正是自己，二话未说就跟那位勇士下了车，稀里糊涂地上了威虎山，走进山门才知道上当受骗。就这样，“张半仙”半推半就地坐上了“座山雕”御送的“宝座”，治好了众匪的跌打损伤病。至此，“张半仙”在威虎山一带名声大振，叫得越来越响。

绑票到手，“秧子房”（专门关押人票的地方）要养票。首要的是要把肉票看牢看严，防止跑掉。然后是采取各种残忍的手段折磨肉票，目的是给票主施加压力，痛痛快快按绺子开出的价码赎票。

关东土匪有个很损的折磨肉票的办法，美其名曰：“熬鹰”。这种刑法常常在匪徒行走、转移的途中使用。当土匪队伍停下来的时候，“秧子房”掌柜的会迫令所有肉票围在一堆火旁坐下来，然后取出一个拨浪鼓或铃铛之类的带响的东西，逼迫肉票每人摇五下再传给下一个，依次类推，一圈儿又一圈不停地摇下去，传下去。如果谁偷懒打盹儿，铃铛传到他那里没了响声，立刻会挨土匪一棍子，不得不强打精神继续摇。这就叫“熬鹰”。如此煎熬法，个个精疲力竭，即使让其跑也力不从心了。据说有的肉票熬得实在受不住了，摇着摇着便一头扎进火堆里被活活烧死。

关东土匪还有一种折磨肉票的方法叫“骑墙”。就是把墙凿穿个洞，将肉票锁在墙内，而将其一只脚由墙洞伸出，用木锁横锁着，使肉票不能进退也不能转移。

最绝的折磨肉票的方法叫“戴眼镜”。就是用膏药或胶水将肉票的眼球糊住，使之动不得，跑不掉。天长日久，有的肉票被折磨得双目失明，赎回家时已是残废人。

残忍成性的土匪们常以折磨虐待肉票为乐趣，拳打脚踢鞭子抽是家常便饭，还想方设法从肉票身上寻欢作乐。有的绺子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在乳房上系两个铃铛，强迫其去攒面条，铃铛晃动乱响，众匪们则赏心悦目，把这种面条叫做“响铃面”。

在一般情况下，土匪不会把肉票无限期地养起来。因为他们流蹿时得带着肉票走，这是挺麻烦的事，所以他们希望尽快出手。关东的土匪对那些长期无人来赎的肉票，随着活动淡季的到来，都要处决，而不是释放。这样做虽然残忍，但对土匪来说都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绑架者的家庭出资赎票，否则他们会抱有将来被释放的幻想。处决所有的剩余肉票，便断绝了任何其它门路，想要人就得拿钱来换。在一定的意义上，土匪可谓是成功的心理学家。

来源：话说关东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