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校，我就立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过去，把整个事情告诉了我爸。找人这种事情，说起来其实很不容易，尤其是又只有一个姓名，其它一律全无。按年龄算来，丁班长也得有90左右了，自然年轻的一辈很难知道，再加上日照姓丁的人户又很多，找起来实在是不容易。后来，老先生又提供来一条消息：丁立学班长是日照市陈疃镇石礅村人。这才算是有了一丝线索。不久后，我爸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找打了一个家在西石礅村的人，而这个人正是丁立学的侄子！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我立刻告诉了孙老师！孙老师立马拿定主意，要到日照去看望丁立学的亲人和父老乡亲，告诉他们丁立学的事，让丁立学烈士能够魂归故里，让她的家乡人可以引以自豪！

当时八十岁的老先生，就买了长途车票，带着新乡市著名书法家写的一副横幅，上书：“忠魂归故里，光辉照后人——纪念丁立学烈士牺牲六十四周年”，送给村委会和烈士的父老乡亲们，另外还写了两幅对联送给烈士的亲属们。此外，老先生还把《长眠在朝鲜国土上的丁立学烈士》的回忆录印成了小册子，并把庄超为烈士们写的《安魂曲》复印了二十份一起带去。老先生的老伴儿在老先生出发的前一天，还特地进城去买了一些月饼、红枣和新乡的土特产，一并也带了去。

当时我爸开车带着我和老先生去到了西石墩村，在村口就停了车看见一行五六个人出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到他们家中，整个院子里的人都在忙活着，像是在准备午饭。屋子里面坐满了人，丁立学丁班长的侄子丁元青一一向我们介绍着，都是丁立学的晚辈亲戚，还有村里的老会计。不一会儿，又有一个87岁的老人进来了，一进来就说：“我是不请自来的，因为村里只只剩我一个人是见过丁立学的了，丁立学的情况，只有我知道了。”看得出来，孙老师很高兴，急忙请老先生坐下，把丁立学烈士参加前的情况说一说。87岁的老人把丁立学的身材、长相和性格都介绍了一番，孙老师说和他记忆中的完全一致。87岁的老人说道；“我和丁立学从小在一个村长大，我比她大两岁。她家那时候比较有钱，我家很穷。那时候，男女也不大说话，丁立学还好，不太封建，还参加了识字班、妇救会......她十四五岁就参军走了，真没想到她会在朝鲜牺牲了，也不知道一个女同志是咋个牺牲的？”正说着，又有一位长者和一个年轻人进门来，那是丁立学唯一的同辈亲戚——丁立学的弟媳妇，和他的侄子专门从五莲县赶来，弟媳妇叫李学芬，她说：“我们盼了一辈子，总算是见到俺姐的亲人啦！”当时西石礅村的支部书记王万全正在街道党委开会，不能请假，为了不错过这次和孙老师见面的机会，经过“特批”准了两个小时的假，赶回来和孙老师见一面。大家的话题都离不开丁立学，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丁立学是如何牺牲的：有的说是在过鸭绿江时淹死了，有的说是掉到海里了......孙老师把亲眼看见丁立学牺牲的场景和当时亲手掩埋的故事都告诉了他们。可孙老师最关心的是，丁立学是否被追认为烈士、是否知道她是一等功臣。而这件事情就有些缘由了。

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孙老师说他曾遇到过一件很刺痛他心的事情：一个女同志脖子上挂着一块“叛徒***”的牌子，低头站在家门口。后来了解到她当过志愿军，后来被美军俘虏、关在战俘营里，再后来被交换战俘回到祖国，按照政策复员处理。而文革中红卫兵小将、造反派认定“被俘就是投降，投降就是叛徒”！想起听说丁立学同志在参军前是“家庭出身偏高”“可能被划为地主成分”，怕丁立学家人遭受到不公平待遇，才决心走上寻找班长亲人之旅。

李学芬（丁立学的弟媳妇）说她们并没有受到不公平待遇，在丁立学牺牲大概半年后，接到一个小红本（可能是烈士证）由她母亲保管，每月可凭本领取3元钱（可能是抚恤金），三个月领一次，每次领9元，在她母亲去世以后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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