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您怎么啦？”我带着哭腔，发出了疑问。

金大爷，双眼红红的，像两个桃，人呆若木鸡，一言不发。

听到我的哭声，王叔叔和张阿姨从创作组那屋跑出来，拉着我的手，送到图书室，一边安慰我，一边去拿小人书给我看。“金大爷，他怎么啦？”两个人面面相觑，三缄其口，就是摇头叹气。

回到家已是晚上。爸爸把妈妈和我还有妹妹召集在一起，再一次强调：“家里家外，都要闭上嘴巴，不许乱说话，以免祸从口出,一旦被人捉住了尾巴，就将万劫不复！”

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金大爷的事。

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一只在寒冬中苟延残喘的蚊子，从阴暗处飞出来换气、接受日光浴，金大爷眼明手快，一巴掌拍死在老人家的脸上。他懊悔不已，顺口嘚吧了一句话儿：“唉，咋搞的吗，真倒霉，又是忙中出错？今天，在文化馆，大家伙朗诵《毛主席语录》，我就放了一个大屁，不合时宜，领导和同志大眼瞪小眼地瞅我，好尴尬！”

金大爷的老婆将丈夫在家聊的一句悄悄话当成了政治事件，寻死上吊，又哭又闹。他的大舅哥，也是县教育局局长，闻讯赶来，为妹夫打抱不平，双方话不投机，被她一竿子捅到了县革委会。大舅哥被一撸到底，发配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金大爷由红卫兵押解，在大鼓台（亦称大舞台）召开批斗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一时间，从学校到单位包括家庭，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易开口。走在路上，瞻前顾后，噤若寒蝉；就是在家睡觉，都得闭上嘴，生怕说梦话。

于是，妈妈带我和妹妹避祸乡下，爸爸一个人上班，留在县城。

可是，郊区也不安生。人还没进院，就见姥姥舞动两尺多长的大烟袋，正在骂人：“杀千刀，丧天良，缺德带冒烟儿，你们要拔了我的菜，抓了我的鸡，生孩子没屁眼儿，死无葬身之地！”而姥爷血灌瞳仁，一声不吭，双手紧握着三尺挠子，站在一边。

对面是十几个穿戴绿军装红袖章的年轻人，手里举着“红宝书”，也嚷嚷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斗私批修，一闪念！”

原来，姥姥、姥爷在房前屋后偷着种了点菜，养了鸡和鸭。一是自家吃，招待客人；二是换零钱，买油盐酱醋。平时，菜地用纱窗罩着，鸡鸭藏在仓房里，一直平安无事。原因是姥姥姥爷，三代贫农，根红苗正；还有，我有六个舅舅(不算60年代闹灾荒，饿死的双胞胎，一男一女)，如狼似虎。一般人也惹不起，不敢捅马蜂窝。

这一次，公社和大队的人效仿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边派舅舅和舅妈们去农业学大寨，非要在大平原上修梯田；另一边派人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姥姥、姥爷寡不敌众，栽的烟叶和西红柿全被铲除。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两个老人，还有妈妈以及我和妹妹这些生力军的加入并且以死抗拒，他们不得已悻悻而归，家里的鸡鸭才得以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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