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姥姥、姥爷用木盘装上土，栽蒜苗，种韭菜。稍有风吹草动，就可以搬着走。这是游击战的策略，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在生产队，每个郊区农民一天才能赚几分钱。赶上灾荒年，就得去讨饭；在县城，不管工人还是干部，每个月都有工资，就是捧着饭碗，没有肉和菜，也能勉强维持。

在姥姥姥爷家，待了半个月，几个舅妈的脸由红转白，眼神里充满了怨毒的表情，话里话外夹枪带棒，妈妈见势不妙，只好带着我和妹妹打道回府。县城里，还是老样子。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政治气候下，人们宁愿做一棵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想成为一根资本主义的苗。夙夜忧叹，最大的顾虑就是担心被其他人揪住尾巴，或者是当成尾巴给割掉。哪怕是做梦，不是你抓住了我的尾巴，就是我逮住了你的尾巴。噩梦醒来，浑身上下尽是涔涔的冷汗。

谁能想到，怕啥来啥，那些“资本主义的尾巴”居然投怀送抱，自己闯进了我的家。

一年夏天，中午，我们正在吃饭。突然，有人叫门，爸爸打开一看，是郊区的几个农民，也是姥姥姥爷的乡邻。他们上气不接下气，手里拎着肩上扛着的都是农副产品。有的叫姐夫，有的喊大哥，磕头作揖，一个劲地央求救命。与此同时，有人将柳条筐、布兜子、秤杆、秤砣从南面敞开的窗户扔进来，地上净是黄瓜辣椒豆角这些蔬菜。“嘘——”，爸爸把着门，摆手示意，不要出声，我和妹妹就紧张地闭上了眼睛，妈妈却跑到窗口去望风。

不用猜，就知道怎么回事。当时，自由市场一律被取缔，卖菜得去副食店。可是，农民没有来钱道，只能像姥姥姥爷一样，在田间地头见缝插针，种点瓜果蔬菜，走街串巷地叫卖。警察和工商经常统一行动，撅秤杆，缴收入，弄得哭爹喊娘，怨声载道。

这不，警察和工商又是突然袭击，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幸好想起有熟人住在附近。于是，贸然闯入。躲过了大搜捕之后，他们还得重操旧业。一旦被捉，就要批斗，甚至游街。不是惊弓之鸟，就是漏网之鱼，一次逮不住就算捡了一个便宜，得过且过，没有办法。

那些年，总被他们骚扰，担惊受怕，回报是乡亲馈赠了一些免费的蔬菜和瓜果。有一次，却是一个例外。舅舅的三个发小倒腾景德镇的瓷器，赶上工商检查，就把几个担子藏在了我家的外屋。离开时，不得不留下一些茶杯盘子还有碗碟。因为妈妈生下了两个弟弟，正在坐月子。产房内，外人不得进入，有“带走奶”的说法。这是风俗习惯，有封建迷信的成分。那些瓷器图案和款式真的不错，我们用了许多年，一看到它们，就会想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无烦忧。如今，我从历史深处拖出了这一段小尾巴，不仅是忆苦思甜，更是为了警戒世人——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不允许倒退，民族复兴任重道远。动荡的生活让我饱尝了苦难，也使我更加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全面致富奔小康走向社会主义新时代，又是多么的甘甜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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