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 话音未落，吴主任的脸像门帘一样，“呱嗒”一下，落了下来。一向温文尔雅的他变脸了，小绵羊升级为大老虎，一跃而起，手指着对方，吼出三个字“滚，快滚！”下逐客令的同时，高举起礼物，向下一杵，竟将酒瓶给墩掉了底儿。

后来，肖叔和张叔用酒瓶子反复做了十几次实验，无论如何也不能复制和重现。知青办的人很纳闷，一个文弱书生身上怎么会蕴藏如此巨大的力量？不由得啧啧称奇。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时间很快指向了1972年。春节前夕，知青办从里到外堆满了物资，不是吃的就是穿的，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父亲他们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忙着安排车辆给各个知青点送年货。

这时，县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大队书记贪污了他管辖的知青点买大豆的钱款十几万元，参与赌博，一夜之间，血本无归。成百上千的知识青年义愤填膺，集体上访，要求立即惩办罪魁祸首。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件事惊动了嫩江地委和黑龙江省委，县委组织部、 宣传部、武装部还有公检法等机关领导紧急召集在一起，在知青办分析案情研究处理意见。

当天晚上，我奉母亲之命，去那里去取父亲单位发的福利，有幸目睹了这个场面。一大群人里，我只认识武装部的白政委，白白胖胖，大老粗，高大威猛，嫉恶如仇，炮仗脾气，点火就着。以前，他曾经驱车去我家，请父亲帮忙写文章。

父亲所在的秘书股，就在会议室隔壁，肖叔和张叔对我和其他两个孩子千叮咛万嘱咐，不让我们出声。可是，会议室里“轰隆”一声巨响，大门洞开。我们三个孩子跟着大人飞奔过去。只见，会议室座无虚席，大家面面相觑，所有的目光最后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就是我认识的人，武装部的白政委。此刻，主席台上，坐着五个人，只有他掐着腰，挠着头，站在中央。环视四周，他的脸由白变红，又由红转紫，眼睛卡巴卡巴，表情闪烁不定。

三个孩子进入现场，左顾右盼，地上没有任何发现，空气中充满了异味，不是辣眼的烟，而是呛鼻的臭。大人们绷着面孔，脸上的肉分明在跳，却无人吭声。我是急性子，率先打破僵局，“白叔，你把坏人给枪毙啦，他人在哪儿呢？”

半晌过去，白政委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儿：“我不就是放了一个屁吗？难道这个屁比案情还要严重？”自己张开大嘴，毫无顾忌，哈哈大笑，其他人则是皮笑肉不笑，尴尬到了极点。

沉默片刻之后，笑声却像爆豆似的炸响了，有如开了锅，打着旋风，折着跟头，一鼓作气，一举冲破了门窗这些藩篱，一会儿扶摇直上，一会儿又从天而降，翻天覆地，上穷碧落，下达岩泉。 

再看那些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人们，有的扭了腰，捶着后背，拧眉瞪眼，有的岔了气，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呲牙咧嘴，有的摇头晃脑,手脚颤抖,前仰后合,一个个笑容可掬，硬是笑出了眼泪。

恐怕汉朝的东方朔、英国的莫里哀、美国的卓别林这样的喜剧大师投胎转世，整合成一个强大的团队，也未必能够营造出这般的功力和效果。 我听过郭德纲的相声，看过赵本山的小品，从来没有见过人这样笑。既诙谐，又幽默，还逗乐开心，那气魄那感觉足以踢死牛扳倒山，直教长河之水“哗哗”地倒流，旷古烁今，无与伦比。

在知青办里,之所以稀罕事一件接一件，是因为古怪人忒多，层出不穷。 吴主任和白政委在其中绝对是一等一的奇葩，那沁人心脾的芬芳陪伴着我走过了六十载快意人生。他们的处世哲学被我奉为圭皋，用来修身养性。人生短暂，有火就发，有屁便放，不要一味克制和掩饰，崇尚自然状态，不是圣人就不要猪鼻子插大葱——装像。这就是我快乐的秘诀和幸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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