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

“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就行了。”

“唔……”我虽然还不明白，心想反正师傅们必是商议好了，现在我该着结束这次召见了，就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我就又算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了。

张勋下去以后，陆续地有成批的人来给我磕头，有的请安，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然后又有奏事处太监拿来了写好的一堆“上谕”。头一天一气就下了九道“上谕”：

一、即位诏；

二、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

三、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著照常供职；

四和五、授七个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和两名内阁阁丞(张勋的参谋长万绳和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

六、授各部的尚书(外务部梁敦彦、度支部张镇芳、参谋部王士珍、陆军部雷震春、民政部朱家宝)；

七、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八和九两道、授原来各省的督军为总督、巡抚、都统(张勋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就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又在街上出现了T。X。T。乐。.，好像从祖先画上跑下来的人物，满街跑着祖宗。有的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在这种奇观异景中，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六个子儿买古董咧!这玩意儿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六个大铜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咧!”

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卖估衣的，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一条假的发辫。我还记得，那些日子来紫禁城的袍袍褂褂、翎翎顶顶，都拖着一条辫子。后来讨逆军打进北京城，又到处可以捡到丢弃的真辫子——辫子兵在逃命中把这个要命的标帜剪下来扔了。

假如紫禁城里的人，略有一点儿像报贩那样的眼光，能预知一些关于辫子和上谕的命运的话，在开头那几天就不会那么情不自禁了。

那些日子，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人数也齐全(总管内务府大臣特别嘱咐过)，但人数仍嫌不够，特别又从候差人员中调去几位。有一位现在还健在，他回忆说：“那两天咱们这些写字儿的散班很晚，总是写不过来。每天各太妃都赏饭。到赏饭的时候总少不了传话：不叫谢恩了，说各位大人的辛苦，四个宫的主子都知道。”他不知道，几个太妃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乐得不知怎么是好呢。

不高兴的是王公们，这是另一种的情不自禁。张勋在复辟发动第二天就作出一个“上谕”，禁止亲贵干政，引起王公们十分激愤。醇亲王又成了一群贝勒贝子们的中心，要和张勋理论，还要亲自找我做主。陈宝琛忙来嘱咐我说：

“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无知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我当然信从了师傅。自知孤立的王公们并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开会寻找对策。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打进了城里。这倒成全了他们，事后更容易地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