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情不自禁的是陈宝琛师傅。陈师傅本来是个最稳重、最有见识的人。在这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刚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我生日的前后，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朱益藩把那封信带进给了我，我顺手放在长春宫的卧室帐子里的桌上，被敬懿太妃无意发现，看做是件了不起的宝贝，特意给我送来一个带锁的匣子，嘱我好好保存，可见这封信引起了太妃多大的希望。可是陈师傅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结果太妃们也深信陈师傅的话，说他是稳重老练，不可多得。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失去了常态。

本来张勋决定最初的议政大臣名单中还有个世续，世续无论如何不肯干，声明自己只做太保，不做其他攀龙附凤的妄想。其实，世续这时看出了张勋的势派不稳，凭着四十年的宦海经验，这位老军机大臣心中犯了犹疑，不敢贸然从事。陈师傅原先要和世续一致行动，看世续不就职，他也递了奏折“恳请天恩收回成命”，经我一挽留，也就和他教导我的一样，说了一句“既然如此，也就勉为其难吧”，劲头十足地干起来了。

“独孤臣与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后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拈着白胡子团儿，老花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显示着操心和虑患之后“达”到的兴奋。

这一天让我感到惊奇的，倒不是他的兴奋，也不是我第一次发现他在拒绝亲贵干政上表现出的与王公们的对立(虽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亲)，而是在处理黎元洪这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奋勇地要见黎元洪劝黎退位(梁黎是儿女亲家)，不料遭到拒绝，回来愤然告诉了陈宝琛和朱益藩。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脸上的笑容完全没有了，露出铁青的颜色，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去进毓庆宫，失去了控制地对我说：

“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

我吃了一惊，觉得太过分了。

“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民国不是也优待过我吗?”

陈宝琛这是第一次遇到我对他公开驳斥，但是敌忾竟使他忘掉一切，他气呼呼地说：“黎元洪岂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他见我表示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他的意见。结论仍是由梁鼎芬再设法劝他那位亲家离开总统府。他还没有去，黎元洪已经抱着总统的印玺，跑到日本公使馆去了。

陈师傅的反常举动，还有一件尤其惊人。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经成了绝望的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在和王士珍、张勋商议之后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最后办法，亲自拟了一道给张作霖的“上谕”，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意的。陈师傅对张作霖大概还有点什么关系吧，所以在这紧急时刻寄托了最大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盛印的宝盒的钥匙在我父亲手里，派人去取是太费时间了，陈师傅又当机立断，叫人把盒上的锁头索性砸开，这才用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后来这道“上谕”并未能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才出城就给讨逆军截住。但是我对师傅的忠心的表现，有了进一步的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