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组织了一次旅游采风，其中一项内容是参观宁古塔遗址。

说起宁古塔并不默生，反映清廷生活的历史剧几乎都要提到这个令人生畏又讨厌的地方。

站在宁古塔遗址前，驻足远眺，凝眸深思。诸多思绪，剪不断，理还乱。让人赞叹，让人遐想；让人惋惜，也让人敬佩。

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清王朝的“封地”，也因此成为朝廷流放犯人最理想的目的地。

正是这片蛮荒之地，因为有一批又一批“流人”的光顾，才改写了“北大荒”的历史，续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新篇章。

历史的风云，在翻动着清王朝的史册，把它定格在清朝中期宁古塔一页。

中国人传统中重土地、重宗族、重家庭。清王朝便利用这一点，对犯人进行心里惩罚，把那些应处重刑的罪人，发配到远离乡土、亲人和宗族的边远之地去劳动改造。称之谓“流刑”，美其名曰，“法外开恩”。

实际上，流刑对人的精神是一种严重摧残，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朝廷则把被处流刑的人称为“流人”。

朝廷中的一些大案要案多以“宁古塔”作为记号。所以，今天一涉及清廷的影视剧，常有圣谕：流放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

“宁古塔”三个字平常而普通，可那时它却成了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可能在旦夕之间、甚至无缘由地和它产生联结，而一旦和它结缘，功名利禄、荣誉学识，家人财产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坠入无底的深渊。

那么，宁古塔为什么成为流放之地？宁古塔地处偏远，属高寒之地，生存异常艰难。清初太仓文人王家祯的《研堂见闻杂录》称：“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人亦无至其地者”。

《吉林通志》也有类似记载：“是时宁古塔，人迹罕到。出塞渡湍江，越穹岭，万木排立，仰不见天。朔风狂吹，雪花如掌，异鸟怪兽，丛深林莽，行者或踣期间，或僵马上”。

流人方拱亁曾说：“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久居江南的士子们，是有理由对这块土地心存畏惧的。流放此地，是对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最大的惩罚；另一方面，宁古塔地广人稀，边疆戌守缺人。犯人流放宁古塔，也是从军戌边的考虑。

清政严苛，流人极多，清朝大规模流放宁古塔的案件就有数十次。在宁古塔，名卿砚彦至者接踵，相嘘相濡；达官显贵络绎不绝，同病相怜。

顺治十一年（1654），著名文人陈嘉猷因替别人斡旋官职，遭人告密。全家被流放宁古塔。

三十年后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陈嘉猷对来此看望父亲的杨宾说：“我于顺治十二年流放宁古塔，此地尚无汉人。”

据考证，他是书面记载的第一个流放到宁古塔的汉人。

此后，明末兵部尚书张缙彦、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吕留良的后人、江南名士方拱乾、“江左三凤凰”之一的诗人吴兆骞、浙江山阴名士杨越等1000人，或因党争，或因文字狱，或因科场案，或因与其无甚关联的缘由，相继被流放宁古塔。它们有的一人独来，有的拉家带口，有的人得以归乡，有的人终老于此，甚至连尸骨都不能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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