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日本鬼子侵占东北的风声传到鸭蛋河地区，好像爆炸了一颗重型炸弹，闹得人心惶惶。虽然国林的二姨奶当年只有十四岁，但对鬼子的残暴早已铭刻在心。这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是宋乃振，跟二姨奶家很熟，经常到二姨奶家做客。金日成、崔庸健到鸭蛋河地区活动时，经常住在二姨奶家。组织上决定叫二姨奶担当妇女救国会会长职务，她经常以做针线活儿、剪花样为名走家串户，在姑娘媳妇中边做活儿边唠嗑儿，逐渐地再把话题引到抗日救国上去。有时利用农民封建迷信思想很浓的特点，以跳大神名义宣传抗日工作。等到晚上人来时，派人暗中观察，是否有生疏可疑之人，然后布置好外边的警戒，二姨奶便开始讲当时革命斗争发展的趋势，并把自己参加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讲给乡亲们听，不少人当时被感动得直落泪。见到乡亲们抗日斗争的信心逐渐成熟了，就进一步动员妇女们为抗日联军做针线活计。那时抗联部队穿的衣服、鞋、帽、手闷子等等，都是二姨奶发动妇女给做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她就把妇女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建立起来了，二姨奶任妇女抗日救国会的会长工作。

二姨奶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便组织妇女两三个人为一组，悄悄地把标语贴到醒目的地方，把传单扔到路口道旁，接着把准备好的鞭炮放在铁筒内点燃。夜静更深鞭炮在铁筒内的响声犹如机枪射击，清脆震耳。小鬼子被爆豆般的“枪声”吓得龟缩在据点里，既不敢出击，又不敢睡觉。等到天亮，小鬼子才敢走出据点，见标语满墙，传单满地，惊得目瞪口呆。当发现燃过的鞭炮时，才知道上了大当。

1934年7月份，抗联部队准备打竹帘镇，组织上把侦察任务交给了二姨奶的妇救会。由于这次侦察任务关系重大，二姨奶亲自带着几名妇女骨干，装扮成到镇上买东西的模儿样，进入竹帘镇。进镇后，二姨奶先与地下组织联络点取得了联系，地下组织派人领着她们向伪警察分驻所和自卫团（他们驻在一个院内）附近走去，对四周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警察分驻所的周围是土垒的院墙，四角有四个炮楼，外面有一个哨兵站岗。电话线是从东墙拉入院内，电线杆子很矮，要切断电话线很容易。院内四周和邻近有很多可以藏身的地方，便于攻击。据当地组织介绍，竹帘镇没有鬼子部队驻扎，仅有警察分驻所和地方自卫团，兵力不很强。侦察到这些情况后，二姨奶一行人离开竹帘镇，立即向组织做了汇报。经党组织研究认为，这次行动关系重大，必须掌握全部情况才能行动。而二姨奶她们的侦察仅搞清了外围的情况，至于内部情况尚不清楚，因此又派她们进镇进行第二次侦察，重点把院内有无军事设施及兵力情况弄清楚。二姨奶想了几天，终于想出个办法来。她让一个人装疯卖傻往警察所院内跑，后面跟着几个人追。能进院就往院里闯，闯不进就躺在门口耍赖。这样既能观察到院内的设施，又能招惹警察和团兵们出来看热闹，院内的设施和兵力情况就能一目了然了。

这个办法决定后，二姨奶领几个人又进竹帘镇。通过地下组织摸底，二姨奶了解到团兵们星期六下午除值班的外，都陆续回家休息了。因此，她们等到下午两点多钟才开始行动。

只见那个装疯卖傻的妇女往脸上抹些灰土，穿着破旧的衣服，光着脚狂喊乱叫地向警察所方向跑去。二姨奶等人故意拉开距离在后面追，这时引来不少看热闹的人。装疯卖傻的妇女跑到警察所门口就往院里闯，哨兵急忙把她挡住，用枪把子戳她。她就势连哭带喊地躺在地上打滚，装得特逼真，警察团兵们都出来看热闹。二姨奶侦察到院内并没有任何设施，出来看热闹的只有十几个警察和团兵，嘻嘻哈哈、松松垮垮的样子很是散漫，根本没有警觉的样子。二姨奶估计，他们回家的已经走了，余下的就是这些，情况已经清楚。她们就连拖带拽地把装疯卖傻的妇女弄走。那人仍装作哭喊着不肯走的样子，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回到地下组织联络点后，碰了一下情况。二姨奶说事不宜迟，应该趁热打铁，对竹帘镇进行突然袭击。便安排其余的妇女暂时在这里装作看护病人，等候配合队伍行动，她自己回去汇报。趁着无人注意的时候，二姨奶悄悄地溜了出来，迅速赶回驻地做了汇报，并堤出了建议。抗联部队领导研究后，认为二姨奶的建议是正确的，决定当晚袭击竹帘镇。

天大黑下来的时候，二姨奶领着队伍向竹帘镇进发了。大约午夜时分，队伍开到竹帘镇，悄悄把警察所包围起来，马上对四个炮楼实行封锁，打得炮台射击口两旁的砂土乱飞。敌人在里边不敢抬头，只能把枪伸出射击口朝空中瞎打。机枪“嗒嗒”地对准大门射击，子弹透过大门射到屋墙上，吓得敌人根本不敢往外冲，电话又打不通，只能坐以待毙。这时，部队采取了宣传攻势，大喇叭反复地讲“抗日不分先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招儿果然奏效，不一会儿，警察所四周的炮台上都挂出了投降的白旗。这次战斗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过冬用的物资，部队却无一伤亡。不少警察和团丁当即参加了抗联，掉过枪口打日本鬼子。一时，抗联队伍的名气大振，三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大好局面。

随着抗联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军需物品供应也比以前大大增多了。为了适应队伍发展的需要，上线党组织命令二姨奶发动妇女，成立一个临时被服厂，突击赶制越冬服装三千套。二姨奶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妇女骨干会议。大家明确任务后，便分头做发动妇女的工作。首先从暂时能脱离开家、又无孩子拖累的革命家属着手动员，再由她们根据同样条件，在可靠的基础上，对亲朋好友进行串联动员，很快就有一百多名妇女自愿报名参加被服厂工作。

1935年9月的一天，被服厂的临时厂房建好。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二姨奶提前踩好一个安全沟做为集合点，组织妇女三五成群地向集合点进发。人员聚齐后，走了一夜才到达临时被服厂——用原木卡铆堆垛起来的临时厂房，用木板子临时搭成的简易案子。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了紧张的军服制作工作。军服制作的任务很急，二姨奶只得带领大家不顾疲劳、日夜兼程地赶制。机器少人多，二姨奶就采用歇人不闲机器和手工制作并行的办法，一个月的时间就赶制出三千多套军服，二姨奶按时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这次成立临时被服厂，二姨奶暴露了身份。伪县长关德权这个日寇的忠实走狗，就派县警察大队长外号“廉秃爪子”，带领警察大队多次搜捕她，并且悬赏五千块大洋，四处张贴抓捕二姨奶的告示。组织上为了保护二姨奶，做了周密的安排。敌人那边一行动，二姨奶这边就知道了，所以敌人几次都扑了空。但敌人并未死心。有一次，廉秃爪子又亲自带队，来个突然搜捕。这次行动非常绝密，城内的侦察员没有得到丝毫的消息。等二姨奶听到风声时，敌人已经进村子了。这时二姨奶正在家中和妇救会的两个骨干边做针线活儿边研究工作。由于事先没有得到情报，所以思想上也没有任何准备。廉秃爪子的突然袭击，使二姨奶粹不及防，要想隐蔽已经来不及了。在这紧要关头，二姨奶告诉那两位妇救会骨干:“不能在屋里等着被敌人查问，咱们主动出击，能闯过去算咱幸运，闯不过去就和敌人以死相拼！”于是，三人拿着针线活儿谈笑自若地走出大门。廉秃爪子正好来到大门口，骑在马上用手指着二姨奶问:“你们是哪儿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二姨奶见敌人没能认出她，心里就不那么紧张了？随口答道:“俺们是邻居，到这儿来找花样的。姑娘没在家，俺们回家去。”听二姨奶这般说，又没一点惊慌神色，廉秃爪子以为二姨奶绝不会在这种情况下露面，便对她们没做过多的盘问，就匆忙地奔向院内。二姨奶和两个妇救会的骨干则乘机从容不迫地来到邻居家，藏到预先准备好躲避的地方。当廉秃爪子搜到二姨奶家时，家里人见她已躲过这一劫也就放心了，只告诉他们:“她到县城里买东西去了，不在家。”廉秃爪子不相信，命令手下的警察把房前屋后搜了个遍，也没见到二姨奶的踪影，只好扫兴而归。

经过这次风险后，组织上考虑到二姨奶的处境很不安全，便决定让她转移到山里的密营——第六军第四师被服厂工作。

1936年正月的一天，二姨奶扮成新媳妇，和她同行的妇救会干部李明顺扮作她的小姑子，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小伙子扮成新郎，以小两口拜年的方式乘坐爬犁，由地下组织派人送他们进山。走到山边处，小伙子赶着爬犁回去了，把二姨奶和李明顺交给了老交通员。在老交通员的引领下，经过一个通宵的跋涉，终于赶到了密营——被服厂的驻地。

被服厂地处汤原县西北部一个叫四块石的地方，四周环山，小溪从厂子的前边流过。被服厂同志们的生活用水都到小溪里来担取。小溪终年流淌，严冬时节也不结冰。在远处眺望，四块壁削的石峰井然有序地排列开来，很是壮观。若爬上山顶看，则与在山下所见的大不相同，展现在眼前的是大小不等、错落参差的四块巨石。在山顶向北望去，可隐约见到苏联境内的小镇；晴天南望，可清晰看到依兰县城。二姨奶不由地赞叹:真是个理想的密营啊！她打心眼里佩服军首长们的战略眼光。

至于被服厂的设备和工作条件，就简陋不堪了:住屋是原木刻楞，屋顶是用树皮覆盖的，上边再压上些草便能遮风挡雨了；墙是用泥抹的，屋内的工作台是用厚木板钉的，睡觉的地方是用木架搭成的上下铺。那时被服厂的任务很重，所做的服装不单是给在当地活动的部队用，同时还要供给其他的抗联部队。只有四台机器，也是采取歇人不闲机器、兼用手工的办法工作。夜间工作缺乏照明，就用松树明子照亮，黑烟弥漫全屋子，即熏人又呛人。天明时大家相互一看，都成了黑脸包公，不禁捧腹大笑。条件虽然很艰苦，但同志们都很乐观。

她们不仅要制作军服，还要轮班站岗放哨，还要担负起分班做饭的任务。谈到吃的，条件就更差了。主食大部分是小米，少数是苞米碴子，大米白面难以见到。菜是山里挖的四叶菜、猫爪子菜、山白菜、野芹菜、豆瓣菜、山葱、山韭菜等。最艰苦时还吃过椴树叶子。油很少见，有时地方组织派人从山外送些盐、辣椒和黄豆，就算大饱口福了。由于同志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使大批军服源源不断地供给抗联各部队，因而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到处寻找被服厂的驻地。

被服厂的位置四面环山，森林茂密，人行走在丛林里，有时尚需侧身而过，一般的人是找不到的。四周较易行的地方，都埋设了暗枪机关，并放设了三道卡哨，一有情况就鸣枪报警，厂里便能及时地做好应敌准备。有一天午夜，突然传来枪声，同志们全被惊醒。枪声就是命令，同志们赶紧起床，带着武器，迅速撤出被服厂。

二姨奶嘱咐大家发现敌情后，以她的枪响为号，鸣一声就打，鸣两声就撤。规定了一打二撤的信号后，大家分散埋伏在四周山上的隐蔽之处。二姨奶带几名同志埋伏在枪响的方向，以便观察敌情。

一直等到天亮，并未发现敌情，哨卡方向也没有任何可疑情况，二姨奶便派人绕道到枪响处查看，才知道是一只大黑熊被地枪击毙了。大家把死熊抬回厂里，剥皮剔肉大享口福。

一场虚惊后，上级指示，近来外面敌人很猖獗，军服暂时停做，准备转移。转移前要妥善处理好善后工作:其中包括把机器包裹好，隐匿在安全地点。以及如何撤退，部队在何处接应护送等等。接到上级指示后，二姨奶写了一封汇报信，将准备如何隐藏机器等善后工作做了详细汇报。她把信交给交通员时，再三嘱咐，倘若遇到敌人，千万把信件销毁。必要时，可把它吞到肚子里，决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交通员走后，二姨奶指挥同志们把机器隐蔽起来，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

交通员入山时无意中泄露了机密，一出山就被敌人抓住了。信件也没来得及销毁，被敌人搜了去。敌人得到信件后，马上对他进行刑讯。这家伙是个软骨头，经不住拷打就全部招认了。敌人又以利相诱，让他领“皇军”进山，消灭这个被服厂，抓住那个女共产党员，就奖给他五千元钱，并把他全家送到哈尔滨去享受“王道乐土”。就这样，交通员在威逼利诱之下叛变了革命。 

1938年3月15日，日寇驻汤原县舒来镇的守备队，由叛变的交通员带路，从暗道悄悄地摸进被服厂密营。头一天夜晚，是二姨奶值岗，一宿安然无事。拂晓时分，二姨奶刚要下岗时，突然枪声四起。事情来得突然，大家没有准备，一时有些慌乱。听到枪声，二姨奶意识到被服厂被包围了，情况很严重。这天是李明顺的饭班，她正端着一盆饭进来问二姨奶:“怎么办？”二姨奶说:“你把饭扔了，快撤！”但她仍端着饭盆和另外两人从后窗口跳出，向沟底下跑去。其他大部分同志都从正面突围，边打边冲。可是已埋伏好的敌人步枪、机枪不停地射击，火力很猛，冲出去的同志大部分都被这些罪恶的枪弹击中而牺牲了。这时二姨奶仍在屋内向外还击，突然看到夏云阶司令的夫人中弹倒地，她的女儿夏志清正在晕头转向地乱跑。夏云阶司令是六军的军长，他出生入死抗击日寇，于1936年作战牺牲。组织上为了夏夫人母女的安全，派人将娘俩接到被服厂密营。夏夫人已经牺牲，她的女儿正处在危险之中。二姨奶顾不得危险，冒着呼啸的弹雨快速奔去，挽着夏志清往附近的小山上撤。没跑多远，一颗流弹飞来，把二姨奶的右肩打伤了，二姨奶仍架着她边跑边用手枪还击。突然枪卡壳了，她便把枪扔掉，拉着夏志清往山上跑。跑到山腰，才发现日寇在那里也设了埋伏。敌人可能见他二人是女的，又没有枪，便没有开枪射击，只是端着刺刀向她俩逼来。

日寇将二姨奶和夏志清抓住带到山下，将二姨奶绑在被服厂对面的一棵树上。日寇搜索完现场、便用柴草堆在厂房周围，放了一把火。熊熊大火，顷刻之间便把被服厂化为灰烬。二姨奶清楚地看到遇难的战友们牺牲前仍保持着战斗的姿势:夏夫人的腹部已被炸开，肠子从弹孔处流在地上，可她仍二目圆睁地往前扑着，要与敌人拼命。在二姨奶对面，躺着的是一个叫张世臣的战士。他的腿部被炸，不能站立，但没有死。他吃力地半坐起来，对二姨奶说:“你如果能活着出去，给我家捎个信，就说我是为了抗日救国打日本鬼子而死的……”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见一个日本军官走过去，抽出战刀对他的头砍去。二姨奶立刻闭上了眼睛，只听到“咔嚓”一声响，再睁眼看时，只见张世臣已身首异处，热血喷涌……。见此惨状，二姨奶顿时肝胆欲裂，像头暴怒的狮子往外挣，恨不得立刻和野兽般的鬼子同归于尽……

叛徒交通员被带来了，他指着二姨奶哆哆嗦嗦的对翻译说:“她……她就是……被服厂的头儿……也是你们赏钱捉拿的……那个妇女救国会……会长！”翻译和日本军官嘟噜了一阵，便把二姨奶和夏志清带出山外，押到汤原县舒来镇守备队部监押起来。从此，二姨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她仍然坚信战友们的鲜血不会白流。她最大的希望就是能把被服厂被叛徒出卖、鬼子进行屠杀的情况传递给组织，抓住叛徒，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

几天后，鬼子就把二姨奶和夏志清从守备队转移到李村长家寄押。李村长是当地的大地主，人称李二爷，房屋很多，筑有很高的院墙，四角有炮楼，有护院的炮手，门口设有门卫，防守严密。把二姨奶押在李村长家，让她感到很奇怪:“小鬼子既然悬赏五千元抓我，抓到我又为什么不枪毙？这是小鬼子的软招子，最终让我当叛徒！”想到这里，二姨奶又想起张世臣临牺牲前托咐自己的话:“告诉我家，我是为抗日救国、打日本鬼子而死的……”二姨奶暗暗咬紧牙关:“想让我当叛徒？做梦去吧！”果然不出二姨奶所料，李二爷姨太太经常来看二姨奶，对她假惺惺地亲热，先是问寒问暖，然后又说抗联生活太艰苦，又叹息地自言自语:“唉，一个姑娘家的，为啥要干这掉脑袋的事情？”二姨奶则一言不发。姨太太先是摇头。最后，她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你今后想怎么办？”二姨奶这才答了腔:“既然被鬼子抓来，就随他们的便吧，大不了是个死，反正让我当叛徒是没门儿！”姨太太碰了软钉子并没死心，又假惺惺地说:“我替你想了很久，想啥法儿我也想把你救出去！这不，俺家二爷都肯帮你的忙呢！让二爷到守备队说说情，再用地方的联名保状，把你保释出来，你也就脱离危险了……”没等姨太太把话说完，就被二姨奶断然拒绝了。

日本守备队长得知利诱没能成功，就改用威逼刑迅的恶毒手段了。刑讯时，先是毒打，接着跪砖头、跪碗碴、灌凉水、灌辣椒水和汽油，再加上小米掺到一起灌。二姨奶不张口，就用铁筷子撬开她的嘴。尽管种种酷刑都用上了，二姨奶仍是紧咬牙关，打死也不说。气得小鬼子发了疯，用木棒对准她的头，狠狠砸了下来，二姨奶立即昏死过去。

日寇驻汤原县舒来镇的守备队，对二姨奶软硬兼施，也没有得到所需要的口供，就把她和夏志清转押到汤原县日本宪兵队，关进汤原县公署的监狱。二姨奶进监狱后，遇到了三师政治部主任雷炎的爱人——刘志敏，她是被大叛徒周星五出卖而入狱的。二姨奶熟悉那个周星五，他曾是汤原特委负责人之一，二姨奶曾向他汇报过工作。他叛变后，凡是他知道的组织都被出卖了，因此牺牲了很多同志。

第二天，叛徒周星五把二姨奶提到宪兵队部。二姨奶早已做好了受刑的思想准备，可出乎她的意料，屋里只有周星五一个人，并摆好了一桌酒菜。他皮笑肉不笑地对二姨奶说:“你的案子好办，你不要耍倔了。现在形势大变，抗日联军的队伍都垮台了，地方组织也遭到了清剿，革命是不可能成功了。你应迷途知返，不要顺着歧途越走越远了。你把知道的都说出来，我保证把你释放出去。”

听了这番话，二姨奶气不打一处来，对他说:“你甘心当汉奸亡国奴，那你就当吧，我是共产党员，绝不会投降变节！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

周星五碰了一鼻子灰，再也没审讯二姨奶，改由日寇亲自审讯。日寇审讯时，总是逼问省委撤到什么地方去了，地方组织都有哪些领导人，都叫什么名字？二姨奶一问三不知，每次审讯都只能是不了了之。

一天深夜，突然铁门响了，看守点名叫二姨奶和夏志清。二姨奶想，深更半夜提人，怕不是好兆头，敌人可能要下毒手了，便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看守把他俩押到了宪兵队部，二姨奶见地上摞了好几个人头，暗想，这可能是近日日寇进山讨伐带回来的。鬼子为了向主子讨功，每次讨伐时都这样做。这时，一个鬼子军官问二姨奶:“在这几个人头里，哪个是省委书记冯仲云的人头？”走到近前一看，一个不认识。二姨奶立即明白了:看来敌人不认识冯仲云，否则就不会叫我来辨认了。“三·一五”大清剿时，敌人没抓到省委任何人，所以把注意力放在省委负责人冯仲云身上。如我指出这人头中有冯仲云的人头，就可能消除日寇对省委的继续搜捕。想到这里，二姨奶便指着其中一个人头说:“这是冯仲云的人头！”认完后，敌人又把二姨奶和夏志清押回监狱。日寇还真相信了二姨奶的话，次日就大肆宣扬他们抓获了省委负责人冯仲云，便把二姨奶指认的人头悬挂在汤原县城的牌楼上，炫耀他们的胜利。

1938年7月，日寇把二姨奶押往哈尔滨监狱。就在这次转运途中，二姨奶的命运突然发生了转变。当押解的囚车经过一片盘山路段，一阵巨烈的爆炸声响起，紧接着就是爆豆式的枪声炒作一团。囚车一头栽下山坡，翻滚了几次，二姨奶便失去了知觉……

等到二姨奶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寺院里。

原来是二龙山上的一伙土匪本想截一批军火，探子错探了消息，把囚车当成了押运军火的专车。等到把押运的日伪军杀光了，打开囚车看到的却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囚，打扫完战场，便把女囚送上了不远处的寺庙。

三年后的一天，在家乡的集市上一身尼姑装束的二姨奶正低头编荆鞋，忽然见人群一阵混乱，那些摆摊做小买卖的纷纷四处奔逃，有人见二姨奶还是坐着不动，就大声喊道:“还不快跑，宝大王来啦！”

原来家乡近来出了一帮游手好闲的二溜子，仗着学了一点儿拳脚功夫，每日里打架寻衅生事端，领头的就是一个叫“宝儿”的二混子，自封“宝大王”。

宝大王手下有哼哈二将:一个斜愣眼儿，一个歪嘴子。这宝大王带着哼哈二将在街上闲逛，看到被他吓得到处乱跑的人，不禁得意地“哈哈”大笑。见一个尼姑正在收拢荆条，还没来得及跑。斜愣眼要在宝大王面前献殷勤，便走到跟前，细一瞧却是一个年轻俊俏的姑娘便骂道:“小妞儿，认识斜眼爷不？若不认识，就陪斜眼爷我睡一宿！”说着就上前动手动脚。就在他刚一抬脚的当儿，只听“哎呀”一声怪叫，就见他躺在地上乱滚。宝大王顿时傻了眼，急忙差人抬起斜愣眼灰溜溜地逃走了。三个月后，斜愣眼虽然经多方求医治好了腿伤，但那只脚却长了一寸。从此，斜愣眼再加上撇脚，更是丑态百出，再也不敢在家乡为非作歹了。

这一天抗日英雄周保中率领队伍途经鸭蛋河，行至二姨奶的荆鞋摊前，便拿起荆鞋左看右瞧，爱不释手。周保中深知抗联行军打仗鞋很重要，那些一般的草鞋几天下来就磨透底了，军中已有一半士兵因连日赤足行军伤了脚。周保中就将二姨奶请至军中。从此，二姨奶就参加了抗日联军，专为战士们编荆鞋，闲时就在伙房帮忙烧烧火。

不久，土龙山有个叫谢文东的地主拉起了抗日队伍。不光打日寇，还经常打家劫舍，搅得乡亲们不得安宁。周保中了解到谢文东的队伍中大都是被逼上山落草的农民，如果能将他们收编是最好的上策。听说周保中要上山收编谢文东的队伍，可急坏了军中的将士。因为对方只同意周保中带一人一马。而且以前也有过这种事情，都是周司令负伤而归。

周保中主意已定，部下谁说什么也没用，都暗中为他捏把汗。原来，他上山谈判需经三关:一是进山关。这土龙山地形险要，山口狭窄，上悬一大铁门，重有数千斤，平日用铁索拉吊。此次周保中来收编，则将铁门放低，让其哈腰钻进，先打掉你的威风——叫做朝山拜佛。第二关是敬客关。进大厅后请你坐上座，明是恭敬，其实那上座的虎皮椅下装有十多把尖刀，你一坐下就两腿被刺伤。以前有几个上山收编的，到这一关就败下来了。第三关是论武关。也就是对方将四件兵器摆出，与你论讲武艺，如果你技不如他，就自然不敢再谈收编的事。周保中见过的阵势多了，并不惧怕，倒是带个什么人去，心里定不下来。带个会几下子的人去吧，显得自己心怯，而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正在他左右为难时，恰巧二姨奶从司令部门前走过，周保中的眼睛顿时一亮:对，就带这个编荆鞋的女战士闯土龙山！

次日上土龙山，二姨奶伸手将那铁门轻轻一托举过头顶，周保中昂然进了关。到了大厅，上首果然摆了张虎皮椅，周保中正要上前坐下，忽然一只鸟雀飞过，“啪”地一声在虎皮椅上落下一滩鸟屎。二姨奶见了，上前一步将那鸟屎抹去，然后才说“司令请坐”。周保中轻轻坐下，却觉得并没有什么异常。谢文东见了顿时慌了手脚，急唤手下的拿出兵器来。手下的士兵抬出那四件兵器放在堂下。四件兵器全是铁制成的，每件的重量都超过百斤。二姨奶似乎心里好奇，上来用手拢了拢，连声说:“好重的铁家伙！”说完垂手退到一边。

这时已是夕阳西下，周保中见天色已晚，此地不便久留，便告辞下山返回部队。谁知第二天一大早，就听司令部门外传来一片喧闹声。有人来报，谢文东已带全部人马接受改编来了，只见谢文东一步上前双手一拱道:“周司令神勇，谢某服啦！”原来昨日周保中下山后，谢文东吩咐手下的收拾兵器，谁知那四件兵器像麻花一样缠在一起，怎么也分不开。谢文东大吃一惊，急忙去看座椅，那些利刃已全部倒伏，就像被抹过的荆条一样变了形。谢文东暗暗称奇，一个小小的女子竟有这么神奇的武功，周保中的部队比得上天兵天将啦！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着部队接受改编了。

转眼到了初冬，东北抗日联军到了艰难的越冬期。日寇见正面战场上捡不到便宜，就暗中收买被抗日联军收编的山林队断绝抗日联军的粮草，妄想把抗日联军拖垮，日后乘机进山围剿。这一天，被日寇收买的山林队头目“座山雕”派来两个说客前来和谈。周保中料定“座山雕”只不过是打着和谈的幌子，其实是来探查虚实的。便下令全军旗帜鲜明，刀枪林立，又连夜用麻袋装上沙子堆在密营仓库的门前。两个说客刚到，周保中立刻在司令部门前的操场上摆下大铁锅，宰了猪羊放进铁锅中煮。那两个说客见抗日联军竟还有全猪全羊可煮，心里不觉有些惊慌，两对贼眼滴溜溜地四下里一扫，更明白了个大概。这时一阵大风吹进操场中，顿时将铁锅下的柴火吹灭。那木材本来就是从雪中挖出的，霎时冒出团团青烟。那两个说客见了不禁心里暗暗发笑:连烧柴都是从雪中现挖的，粮草肯定不多！

这时，二姨奶转身到伙房中抱出一挡风的荆条帘子放在铁锅边。只见她两手一合，“啪”地一声。那荆条帘子顿时掰成两半，接着双掌一搓，一半荆条帘子顿时成了一缕麻花，点燃放进湿柴里，湿柴被点燃了，瞬间腾起的火苗蹿起来了。在她那不经意地揉搓木杆似的荆条时，那两个说客看得目瞪口呆，干透了的荆条坚硬如铁，那个抗联女战士竟能如此轻松地将荆条帘子拧成麻花缕儿，可见她的力气有多大了。“座山雕”派来的两个说客顿时恍然大悟:周司令难怪用湿柴烧火，原是为了让这个抗联的女伙夫露一手！抗日联军连烧火的伙夫都是身怀绝技的奇人，可见全军将士更是本领高强了。看到这里，两个说客恨不得多长两条腿，抱头鼠窜，跑回威虎山给“座山雕”送信去了。

国林的五爷也在周保中的队伍里。

五爷从小身体不好，三天两头闹病。他八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太爷硬是用黄豆呼肚脐呼好了。打那以后，五爷特别喜欢吃生黄豆。这个习惯有一个不好的副作用，就是不管何时何地，五爷说不定就会放出一长串儿清脆的响屁来，实在不雅。太奶一辈子吃斋念佛，见五爷胎歪歪的样子，便到极乐寺进香祈祷。

方丈让太奶抽了个签，太奶便抽了一支。老方丈一看是下下签，便告诉太奶:“你儿子如果养在家里，活不过十五岁。还是把他送到我这儿出家吧，能保他一条性命。”太爷一听就不干了，他舍不得。太奶说:“就算当和尚，也比没儿强。再说，能让儿跟老方丈学气功，说不定真能把身体练得强壮呢，到了结婚的年龄，再还俗也不迟。”

太爷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来，只好按照老方丈的话去办。考虑到五爷有吃生黄豆的习惯，太奶除了经常往极乐寺捐些香火钱外，还顺带送些黄豆。就这样，五爷在极乐寺里一边修行，一边跟老方丈学气功。一晃八年过去了，五爷已经是十八岁的小伙子了。

一天，一伙土匪突然闯入极乐寺，为首的报号“坐山虎”。他把老方丈捆在树上，然后用盒子枪指着老方丈的脑门儿，逼他把寺里积攒多年的现大洋交出来。那些现大洋是老方丈准备用来扩建寺庙的，老方丈宁死也不往出交。就在这时，“坐山虎”猛然听见禅房里传出一长串儿“噼里啪啦”的响声，就见禅房门口站出来一个年轻和尚。此人正是五爷。

五爷一边嚼着黄豆一边不屑地对“坐山虎”说:“用枪对付出家人算什么本事？有能耐去跟日本鬼子干，才算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坐山虎”听罢收回手中的盒子枪，转过身对五爷说:“你敢瞧不起我‘坐山虎’？我手中的枪能百步穿杨。大洋的事暂且放下，我先跟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和尚过过招儿再说！”

五爷冷冷一笑说:“过过招就过过招，不过，大洋的事不能放下，你要是赢了，我负责把大洋送给你！”“坐山虎”大眼珠子转了几下，一拍大腿说:“好！不过，我‘坐山虎’从来不占别人的便宜，我输了怎么办？”

五爷四下里一看，见“坐山虎”的身后站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她是“坐山虎”的独生女。在山上闲着没事，也闹着要跟“坐山虎”下山来见见世面，恰巧遇到了五爷。五爷说:“如果你输了，就把你的女儿送给我当老婆，反正我是俗家弟子，而且很快就要下山了。”

拿宝贝女儿当赌注，“坐山虎”当然不愿意，但他死要面子，不愿意给别人留下笑柄。想到这里他张口答应道:“小和尚，我‘坐山虎’吐口唾沫都是钉。有事本你就来娶我的女儿吧！”刚说到这里，突然头顶上传来几声大雁的叫声。“坐山虎”连头都没抬，举手就往天上放了三枪，立刻有两只大雁栽了下来。“坐山虎”让副官拿给五爷看，两只大雁都被击中胸部。老方丈见了连声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五爷见了并不紧张，只见他微微一笑，从兜里掏出三粒黄豆，也没往天上看，只把手中的黄豆连续弹了三下，接着放了几个响屁。也是眨眼之间，三只大雁栽落下来。

“坐山虎”知道遇到了高人。又一想:“这小和尚有这样一手绝活儿，把女儿嫁给他也亏不了”。就这样“坐山虎”的独生女成了国林的五奶。

后来，五爷还了俗，已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五奶，多次问五爷是怎么练成这个绝活儿的。五爷告诉五奶:“我打坐时也没忘吃黄豆，念一句吃一粒。这时我看见庙里有许多老鼠偷吃灯油，一去轰便逃，一转身就回来，和我捉迷藏。后来，我也不去轰它们了，就用黄豆去打。时间一长，便把师傅教我的气功用上了。黄豆弹出去比枪打得都准，指哪打哪。那天你见到我弹出去的黄豆打下的三只雁，算是开眼了吧？”

五爷还告诉五奶，他已经加入了周保中的抗联队伍，当时周保中正准备收编“坐山虎”的山林队。可是，无论周保中如何努力，“坐山虎”就是不愿意加入他的抗联队伍。

那年，五奶已经有了身孕。一天，她跟太奶一起到极乐寺烧香还愿，没想到遭遇了进山讨伐的日本鬼子兵，便把太奶和五奶抓进了鬼子据点。“坐山虎”听说宝贝女儿被鬼子抓去后，连忙来找五爷。五爷说:“鬼子人多势众，不能跟他们来硬的！”“坐山虎”指着五爷的鼻子骂道:“我把女儿嫁给你算瞎了眼，没想到你白有一手绝活儿，却是个孬种！你不去，我‘坐山虎’去！”说完，带着他手下的百多名弟兄直奔鬼子据点。

“坐山虎”毕竟是五爷的岳父，五爷不放心，连忙追去。结果正如五爷所料，“坐山虎”和他手下的百多名弟兄。连护城河都没靠近，就被鬼子的机枪扫死一大半。“坐山虎”在五爷的拼死相救下，才拖着一条断腿被救回来。“坐山虎”还不死心，跪在五爷的面前:“如果你把我女儿救回来，我什么都听你的！”

第二天傍晚，据点里突然传出一个消息:鬼子为吹嘘“大讨伐”的成果，明天上午要在据点里搞一次庆功会。一大早，周保中的抗联队伍就化装成普通百姓，准备混进城去，趁鬼子开庆功会的机会，把他们连窝端了。没想到鬼子早有防备，对进城的人搜查特别严，根本无法把武器带进去。周保中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决定让五爷先进去解决哨兵，然后大队人马再趁机混进据点。

五爷进据点时，鬼子只在他身上搜出两个衣袋里盛的黄豆，以为他是来送豆种的呢，一点没为难他就放他进去了。在鬼子的庆功会刚开始时，周保中发出动手的信号，五爷掏出一把黄豆，也就是手指轻轻地弹了几下，几声屁响之后，鬼子哨兵只能眨巴眼睛，就是说不出话来。抗联人马见状一窝蜂似的冲进去。这时庆功会顿时大乱，一些鬼子见大势不妙，忙要操家伙。五爷看得真切，一边弹黄豆一边放响屁。那些黄豆伴着响屁像子弹一样乱飞，有的击瞎了鬼子的眼睛，有的击伤了鬼子的手指，大部分鬼子手里拿着枪就是打不响。

周保中指挥抗联队伍解决了鬼子的据点后，“坐山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确是个草莽之人，周保中的抗日联军才是他所敬佩的英雄。再加上他曾向五爷许诺过，只要救出他女儿，他什么都听五爷的。而五爷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他加入周保中的抗联，当然也有五奶敲边鼓的功劳。“坐山虎”终于带着队伍归顺了抗联，当上了周保中的骑兵营长，转战在松花江两岸，杀得日本鬼子哭爹喊娘，一提起“坐山虎”就闻风丧胆。

1945年秋，组织上安排五爷回家乡组建革命政权，当时家乡的形势十分严峻。残匪谢文东、李华堂、郑雨新、孙荣久四大匪首的活动仍很猖獗，经常潜入县城骚扰、破坏、残害人民群众，白天夜间到处打黑枪。各地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与土匪相勾结，阴谋搞垮我新生政权。吉星区所在地匪首刘锡山被打垮逃进山区后又蹿回老家，杀害我党干部和群众，疯狂进行报复。七台河匪首傅长山叛变后，到处搜捕我农会干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土匪在勃利各地猖狂活动，给五爷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甚至生命受到威胁。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五爷坚持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他组建勃利县大队、区中队和村民兵基干队，配合三五九旅和合江军区部队剿匪。在组建地方武装县大队时，五爷与野战部队首长协商，调来部队中有作战经验的战士，以此为骨干，吸收优秀贫雇农入伍，对招入的战士严格政审，并亲自兼任县大队政委。五爷亲自给队员们讲课，亲自组织训练，提高了县大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五爷还指导各区开展武装工作。全县普遍建立起武装基干民兵队，抽调其中骨干到区中队任职。1946年端午节那天晚上，倭肯工作团遭到阎国凤匪部突然包围。我警卫班的战士英勇还击，打死匪营长丁德军，打伤匪徒冯永久。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之敌在暗处突然袭击，我在明处被动挨打，师光田等几名同志壮烈牺牲，两名年轻工作队员被俘。

半夜十二点，五爷接到倭肯工作团电话，带着县大队骑兵赶到倭肯时，土匪已跑掉。五爷抽调县大队的一个骑兵排，配合三五九旅的一个骑兵排，追剿阎匪。阎匪闻讯，东躲西藏，由倭肯东山蹿至寒虫沟，又逃到桦南北屯。在我骑兵队的追歼下，阎匪已成惊弓之鸟，带着五个保镖，在大四站的西沟里隐藏起来。

1948年1月，大四站区开发屯开展挖坏根的斗争，一个参加过阎匪队的人，供出了阎匪的藏身处。大四站区中队十二人和开发屯基干民兵五人，在西山沟一个叫南天门的地方，将阎匪五人抓获。此事的经过，当时的《合江日报》做了专题报道，合江省政府和省军区还颁发了嘉奖令。

五爷到杏树区蹲点时，放手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后，他支持把有枪的地主抓起来，强迫他们交出枪支弹药。然后，他组织各村建立民兵基干队。又从各村抽调民兵骨干。大村五至七人，小村四至五人，组织一百余人的区中队，任命李凤阁担任区中队长。一次，土匪“东边好”队一百多骑兵从勃利方面蹿来，由姜家屯奔刘家屯，向杏树进犯。刘家屯基干民兵刘玉山、张辉文骑马飞驰到杏树，向五爷报告了敌情。五爷分析敌情后认为，土匪抢劫杏树后可能蹿向倭肯。于是组织区中队和基干民兵队共一百六十多人，在杏树东、北、西三面设伏。这阵势恰似口袋，就等“东边好”来送死。

当“东边好”的马队耀武扬威地接近杏树时，首先欢迎他的是壕沟里射出的密集的子弹，一批匪徒栽下马来。无奈，“东边好”又率队向南逃蹿，也被打得落花流水。这场伏击战打死匪徒四十多人，活捉二十多人，只有二十多人侥幸逃脱。“东边好”匪队基本被消灭了，而我军只有两名队员受轻伤。

这次战斗后，杏树中队名声大振，土匪闻风丧胆，家乡的地方武装最多时达到三千多人。他们有时独立作战，有时配合主力部队剿匪。在剿灭土匪刘锡山的战役、围剿土匪孙访友的战役和剿灭叛匪傅长山的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保护了反奸清算、土地改革的运动正常进行。

家乡建立人民政权后，五爷亲自抓了几起对全县影响大、有推动力的工作，为全县反奸清算斗争树立了样板。他首先组织群众揭露并镇压了人人痛恨的伪满天字第一号日本特务马明一，然后又镇压了与人民政府为敌的李梦飞。马明一既不是家乡的最大特务，也不是家乡的特务头子，仅仅是警察署特务系的一个警补。那为什么叫“天字第一号大特务”呢？主要是伪满时，他敲诈勒索，欺压百姓，无恶不做，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民愤极大，因此首先拿他开刀。

李梦飞是汇丰昌经理，伪满商会副会长，为人奸诈。光复后担任过家乡的“维持会会长”，经济上是伪满六大家之一。勃利事变后，谢文东、张雨新、孙访友匪首占据勃利，并成立伪政府。他积极推荐伪满州国勃利县长李儒忱为县长，以勃利六大家担保发行“勃利流通券”钞票。在经济往来中，有史以来就是谁担保谁负责。所以，六大家担保发行的“勃利流通券”必须予以兑换。但李梦飞带头拒绝兑换。理由是“谢文东、孙、张等匪首的伪政府发行的，与我们无关。”如果此钞票作废，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就要受到损失。这必然影响人民政府的威信，不利于新生人民政府的巩固。五爷多次做工作，刘梦飞与把持勃利县经济命脉的六大家置若罔闻，仍以霸主的姿态与政府抗衡。五爷建议召开县委会，研究决定:镇压李梦飞，震慑六大家，使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枪毙李梦飞后，六大家乖乖地兑换了“勃利流通券”。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得到保护，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威望。

在全县各区的反奸清算斗争中，五爷重点抓了杏树区。他深入到各村贫雇农中间，了解到一个叫“谢迷糊”的伪警士民愤最大。此人在伪满时官职不大，却恶贯满盈，是典型的汉奸恶霸。他自己占有两个老婆，还欺男霸女，见到谁家的姑娘媳妇好看，不弄到手不罢休。他在杏树伪警察署负责收“出荷粮”和派劳工，对日伪主子忠心耿耿，府首帖耳，对老百姓却凶神恶煞一般。一次，他带人抓走一对老夫妇家的肥猪，老夫抱住他的腿脆地求饶，他一脚将老夫踹倒在地。老夫当场气绝身亡，他却扬长而去。

为了打击恶势力，彻底摧毁日伪遗留下来的反动社会基础，五爷决定召开公审大会，枪毙这个坏蛋。为防止土匪劫持，三五九旅七团和县大队在外面站岗，还派了些便衣暗中警戒。会场临时搭个台子，台下两侧两个警卫人员各端一挺轻机枪。五爷在台上讲了话。讲话时手里握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台下压着五花大绑，吓得面如土色的谢迷糊、周佩成、王兴得、宋大驴子等，主要是一批伪村公所人员和大地主。抓这些人陪绑，目的就是杀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为以后的减租减息工作打下基础。

五爷宣布了“谢迷糊”的罪状，公布了人民政府枪毙谢的决定。会场上群情激愤，女人们上去有的挠、有的薅头发，鞋底子雨点般地落到谢的头上、脸上，“谢迷糊”血葫芦般地被拉出去枪毙了。

杏树区的反奸清算斗争比全县各区先行一步，推动了全县反奸清算斗争的开展，各区先后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伪警宪特。倭肯区在反奸清算斗争中，召开公审大会，镇压了伪村长张元良和伪警官、日伪特务二十多人。小五站区枪毙了赵喜候。青山、抢垦、大四站等区也都枪毙了一批罪大恶极分子。从此，正气树立起来了，人民扬眉吐气了。

勃利县土改运动已全面开展起来了。当时，省地委和勃利县委都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区各村搞土改。在倭肯区街里有吴雪同志，当时任东北文工二团政委；高家街（现在的平安村）是晏家华，当时是勃利县委委员、公安局长；连珠岗是赵志萱，当时是县委委员、组织部长。五爷是倭肯土改工作团团长。他先抓全区的斗地主、分浮财的斗争，后在倭肯忠义张家街（现在的兴胜村）、杨家街（现在的东升村）搞土改，并兼任土改工作队长。

全县土改工作虽然已经全面展开，但在倭肯各村的土改工作具体怎样搞，还是心中无数。五爷决定先抓个实例，让大家看看，就是现在说的现场会。经过五爷的调查了解，有个叫“王报馆”的地主民愤较大。“王报馆”不光是地主，又是伪协和会成员，自办报刊发行站，为日伪发行报刊，所以人们称他“王报馆”。五爷与区委领导研究决定，召开批斗“王报馆”现场会。

现场会在西北村“王报馆”家院里召开，全区各村六十多名土改工作队员参加了会议。提高觉悟的贫雇农高呼着口号，硬逼着“王报馆”交出浮财。这次批斗现场会后，斗地主挖浮财的斗争在全区开展起来了。

五爷带领杨光、李铁棰进驻倭肯区的忠义、张家街、杨家街三村，他住在张家街老毛头家。杨光是三个村工作队的副队长，坐镇忠义村。五爷首先在张家街、杨家街两村调查摸底:一是摸清贫雇农的底，二是摸清地主富农的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积极分子队伍。群众普遍发动起来后，建立农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主富农，为划分阶级成分，评分土地打下基础。

三个村子中，忠义村的情况比较复杂。光复后至土改前，村政权被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和“屯不错”把持着。刚光复时，一个姓刘的“二流子”当上了忠义村村长。除奸反霸工作队来到以后，姓刘的下去了，选一个外号叫侯山东子的担任农会会长。侯山东子虽然是贫雇农，但他是外来户，在忠义村时间短，并不是长期受地主富农剥削、苦大仇深的贫雇农。这个会长也是傀儡，权力实际掌握在张宏祥的手里。

张宏祥外号叫张老八，伪满时是伪村长的狗腿子。光复后，当上忠义村自卫团长。在我军和土匪拉锯期间，给我军办事，也给土匪通风报信，是典型的两面人物。根据这种情况，五爷深入该村蹲点，与在此蹲点的杨光研究对策。工作队进点不久，杨光组织召开群众大会，五爷到会做了动员报告。他主要讲地主富农如何剥削穷人，贫雇农如何翻身做主人；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要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剥削制度。为了发动群众，五爷请来东北文工团二团四十多名演职员在三个村演出。这些文工团员多数是流亡学生，有文化有水平，很多节目是自编自演的。如团长李世华编写的《王二小参军》，在群众中反响很大。当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白毛女》、《刘胡兰》、《兄妹开荒》等。还随时编演土改中的新人新事，白天发生的事，晚上就演出来了，深受翻身农民的欢迎。

在土改工作中，五爷最注重的是掌握党的土改政策，注意从贫雇农中培养干部。动员那些苦大仇深、阶级觉悟高、有培养前途的人参加革命。为了动员扛大活出身的徐凤鸣参加革命，五爷七次去他家找他谈心，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徐凤鸣终于成为土改积极分子，先后担任忠义村的农会会长和村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爷带领杨光、张喜、郝景泉等人为骨干的三十多人的积极分子队伍，撤消了侯山东子农会会长职务，重新组建了农会。罢免了自卫团长张宏祥，由张景生管武装。这时的忠义村，阶级阵线比较分明了，斗地主分田地的时机已经成熟。

忠义村的地主主要有四家。土地最多的是孔范五，有七十五垧地，绰号叫王大爷的王子村三十多响地。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了一些过火的行动，如把平时对贫雇农苛刻的张文祥割肉上盐，用烧红的烙铁烙。还打死一个姓孙的。对于这些行为五爷不是泼冷水，而是积极引导。他找农会的干部谈话说:“我们搞土改，是改革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是消灭地主阶级，并不是消灭某一个人。打人逼供，人都打死了，能解决问题吗？”大家对五爷的话很信服，以后再没有发生打人的事。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为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提供了法律依据。五爷白天同农会的干部一起丈量土地，晚上召开贫雇农大会讨论划分成份的事。五爷随身带着一份文件，对每个人的成分问题都按照文件的规定执行。忠义村有个叫王祥的人，群众关系不好，大伙一哄声地要把他划为富农。五爷不厌其烦地给贫雇农讲解文件规定，说服大家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后来这个人被划为中农。在忠义村这个典型的带动下，全县各村都成立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村政府。在各村委的领导下，全面掀起了备耕生产高潮和支前参军热潮……

国林的家乡有一条河，叫倭肯河。发源于完达山脉，从东向西流淌，在依兰县汇入松花江。在整个关东的地形走势上，唯独倭肯河不守规矩，逆向而行，彰显其独特的个性。

倭肯河南岸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屯，人们都叫它靠河屯。屯里有一个十七岁的少女，是一个猎户的女儿。父女俩冬天进山狩猎，春天到河里捕鱼。渔猎生活使她性格泼辣、刚毅，骑马、射击样样精通。民间传说三姓出美女，是因为喝了小江子的水。可这个倭肯河长大的姑娘，却也像喝了小江子水似的，一头乌黑闪亮的秀发，罩着白净俊秀的面容。一双清澈透明的大眼睛，不含媚态，却透着智慧的灵气，真是天生的仙女。她的美貌在方圆数百里都出了名，勃利的大成玉、齐来聚，依兰的宏泰祥、得胜隆，甚至佳木斯的亨得利等商家老板都慕名而来。有的图一饱眼福，有的竟垂涎三尺，想入非非。强龙毕竟争不过地头蛇，当地的一个老地主扈三郎看中了她，并送给她三百聘金要纳她为妾。出乎人们意料，一个弱小女子破了天荒，要娶亲的前一天，少女竟把聘金扔到河里，又偷偷地溜进扈三郎的深宅大院，一把火烧了扈家大院，只身向深山里跑去。她走了五天五夜，连累带饿，昏死在挖金鳖河岸的树林旁。

少女醒来时，却躺在树林中的窝棚里。原来，挖金鳖河一带是胡子（即土匪）的老窝儿。胡子头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号称“一杆枪”。他的身世与少女惊人的相似，他也是一把火烧了仇人的七间大瓦房，只身从山东跑到关东的挖金鳖河边暂栖身。在这一带插旗招兵，占山为王。少女的美貌使“一杆枪”一见倾心。为了报达救命之恩，她做了“压寨夫人”。

起初，少女并不喜欢这个性格粗野、面貌丑陋的山大王，自己偷偷地哭了好几天。可是，“一杆枪”对她非常体贴。为了用熊掌给她补身子，“一杆枪”冒死进山打“黑瞎子”。有一次，与“黑瞎子”搏斗，他身上被抓掉了一块皮，险些丧命。少女看见他浑身血淋淋的样子，感动的热泪夺眶而出，逐渐爱上了这个出马“一杆枪”的山大王。有道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少女甘心情愿地当上了“压寨夫人”。多年的戎马生涯，她跟丈夫学会了使枪弄棒，更学会了马上双手打枪的绝活儿。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让她搭上影，保准能枪响见物。后来，她竟跟“一杆枪”学会蹲着跑步的功夫，成了“草上飞”。敌我双方相距几百米，她蹲在地上一眨眼的功夫便跑到敌人跟前，当敌人发觉时，只听“啪啪”两声枪响，脑袋早已变成“血葫芦”。为此，“一杆枪”乐得合不拢嘴，给她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白牡丹”。

转过年的春天，“一杆枪”与日本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那是刚过正月十五，山里的积雪还没有融化，白天刚要开化，晚上又冻成一层硬壳。小鬼子在雪地里像乌龟似地慢慢爬行，成了弟兄们的“活靶子”。“白牡丹”第一次经历这么激烈的战斗，但是她却一点儿也不怯阵。只见她左右开弓，只要小鬼子一露头，就像打兔子似的，专敲脑瓜壳。她见小鬼子的指挥官刚抽出洋刀，嘴里的“叽叽”声还没有喊完，就见她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鬼子指挥官的前脑门进去，从后脑勺射出。只见鬼子军官一个狗啃泥，一头栽倒在雪地里。“一杆枪”见状“嗷”地一声跃起，冲出阵地，快步冲向小鬼子的身旁，夺过他手中的洋刀，转身就往回跑。可没跑几步，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背穿进，又从前胸射出。“一杆枪”晃了一晃，栽倒在雪窝里。一个鬼子兵想上前夺回洋刀，却被“一杆枪”一刀抹过他的脖子，鬼子兵的头立即滚落在雪窝里，像滚动的红萝卜，吓得周围的鬼子兵“哇哇”怪叫，谁也不敢上前了。

“一杆枪”阵亡了。“白牡丹”带领弟兄们撤出战斗。回到岚棒山密营，白牡丹披麻戴孝，给丈夫送葬。至此，她担起了山大王的职责，为了赶时髦，她给队伍起了个大号叫“白牡丹队”。带领五百多兄弟，出没在完达山下，倭肯河畔。她有严格的山规:不干那种见财就抢的不义之事，专门打日本，杀汉奸。不许弟兄们奸民女、宿娼妓，只许明媒正娶。说干就干，她把弟兄们的家属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团”，亲自教他们舞枪弄棒，格拿擒斗，下山作战，一律是白衣白帽，还真有那么一点儿“白衣大侠”的味道。由于她的队伍抗日救国，杀富济贫，在三江平原的穷苦百姓心目中，她成了抗日救国的“观世音”菩萨，有人半夜在佛前为她祷告，也有人在她失利的时候，用生命掩护过她。

一次，“白牡丹”带领弟兄们攻打鸡西县一个汉奸地主的“响窑”，恰巧遇到二十多个警察在他家借宿。战斗十分激烈，从半夜打到第二天中午，增援的伪军越来越多，连佳木斯的鬼子宪兵队也出动了，“白牡丹队”陷入敌人的重围中。她沉着指挥弟兄们撤退。没撤多远就钻进了老林子里。“白牡丹”刚跨上马突然一颗飞弹射中她的左臂，她坠到马下。敌人已包围上来了，若不撤进密林里，就有全军覆没的可能。“白牡丹”让二当家的带队伍快撤，她掩护。当时敌人冲上来了，“白牡丹”左臂受伤，不能使枪，但还能坚持压子弹，右手击发。转眼间，三十多伪警察的尸体扔在雪窝里。可她却把子弹打光了。她好后悔:“为啥不给自己留一颗子弹呢？”可后悔也晚了，她被俘了。先被关押在鸡西监狱，后来又转到哈尔滨监狱，被判处了极刑。共产党地下组织拼死相助，用金条“运动”，才幸免于死，以“私买军火”为名，改判为三年徒刑。在狱中，她仍然遥望着“白牡丹队”。她的“白牡丹队”已被抗联五军周宝中收编，在哈尔滨道外设个联络站，三天两头就有秘密情报送进监狱中，又传递出来。监狱生活的最后一年，她结识了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这就是抗联五军军长周宝中的机要秘书王一知同志。

1938年2月，王一知从苏联抗日联军训练团南大营，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回国，晚上偷渡入境，到绥芬河小镇接头。谁知党的地下交通站已被敌人破坏，她被捕了，押到哈尔滨。当时，敌人并没有掌握她是共产党员的真凭实据，所以关押在道外第二监狱普通女监内。

女监的看守是由一个谋害亲夫未遂，即将刑满的犯人担任的。她不大爱管“闲事”，每天只是例行公事地巡看、放风。监牢里的犯人头叫“炕头”。这个牢里的女“炕头”，就是“白牡丹”。

王一知当时只有二十五岁，化名伊智，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副教书先生打扮，刚一进来监友们就称她为小姐。她刚走进牢房，“白牡丹”打量了她两眼，然后粗声粗气地向同屋狱友们招呼说:“咱们这屋又来一个小姐妹，大家都是吃官司的人，要互相照顾点儿，听见没有？”

那几个挤在炕梢的女犯连连点头答应着:“听见啦。”

王一知想，都是犯人，她的派头可真不小。押解的人走了，“白牡丹”递过半碗清水。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官司？细皮嫩肉的，倒来吃这苦头。”那口气和气多了。王一知按照在法庭上编造的话，回答说:“我叫伊智，是为了逃婚到海参崴去做工的，那边混不下去又跑回来。可他们硬说我是共产党。我哪知道啥叫共产党？”“白牡丹”理了理黑亮的头发，笑了笑，露出一口排列整齐的白牙:“前几天我就听说有个女共产党要住在我们这个牢里。是共产党又怎么样？我听人说，共产党也是主张抗日杀富济贫的，都是英雄好汉！”

那几个女犯在“叽叽喳喳”地说什么，“白牡丹”瞪了两眼，没好气地斥责道:“你们少嚼舌！ 瞎‘喳喳’什么，你看人家伊小姐，一个知书达理的姑娘，就懂得抗日救国，杀富济贫。哼，瞧瞧你们，抽大烟、吸吗啡，谋害亲夫。除了吃，就是和野汉子睡觉，没出息的货！”

“白牡丹”见王一知没铺没盖的，只有一件穿在身上的旗袍，就匀出一条褥子铺在紧靠自己的第二铺。王一知躺在炕上，望着窗外的夜空，几颗星星在眨着眼睛。她想着远在苏联抗日联军南大营的战友们。越想，王一知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睡在她身旁的“白牡丹”知道她没睡，便轻声嘱咐道:“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我看你挺文静的，是个好人。在哈尔滨你有没有亲戚朋友？有什么为难的事就告诉我。”

第二天，王一知被拉出去过堂，中午过后才被拖回牢房。两个狱警一边开门一边骂:“妈的，是你的骨头硬，还是老子的皮鞭硬？再不招供，还有老虎凳侍候你！”

“白牡丹”连忙跑过来扶住王一知。只见她前胸后背发紫，横一道竖一道的鞭痕汩汩地往出冒血，她已成个血人了。

“白牡丹”禁不住随口问道:“你招啦？”

“招？”王一知不由得瞪了她一眼:“招什么？”

“白牡丹”听了这话，好像全明白了，一下子搂住王一知的肩，夸奖道:“好样的！这才是我的好妹妹！”

一连几天，“白牡丹”通过她遥控的“关系”送进来牛肉、鸡肉、鲜菜和药品，给王一知吃，让她尽快恢复体力。

她到底是什么人？我们顶多是萍水相逢，她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呢？在王一知心中始终是个谜。

一天，狱中的女难友在一起说闲话，有人说这几年闹“胡子”挺厉害的，而“白牡丹”一言不插。王一知顺口说了一句:“唉，土匪多了日子也难过呀！”她刚说完这句话，就发现“白牡丹”的眼神不对，她似乎用箭一样的眼光瞥了自己一眼，这眼光使王一知浑身发冷。到吃晚饭的时候，“白牡丹”的脸还是拉得那样长，一句话也不说。睡觉的时候，王一知先躺下了。这时“白牡丹”冷冷地说:“起来！”王一知刚起来，她就把褥子撤走。

王一知非常紧张，还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她，便陪着笑脸说道:“大姐，你生我的气啦？”

她一扭身:“生啥气？土匪不好，你就离我远点儿！ 实话对你说吧，老娘就是胡子、土匪！怎么样？官逼民反，不反还有咱们的活路吗？我不管你承不承认，我看你像个共产党！我杀富济贫，你们也杀富济贫，咱们也算得上一家子。我才这样照顾你！”

王一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

她们重新合好以后，“白牡丹”用了一天多的时间，讲了她自己的身世。经过这一番介绍，王一知才明白，他对自己好，是把自己看成了她的同伙。老天爷，我怎样叫她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呢？而绿林好汉，充其量不过是“流氓无产者”啊？王一知一时还没想好怎样对她教育，“白牡丹”到先提出了要求:“我想加入共产党。”

有一天，她俩在一起洗衣服。“白牡丹”拽着王一知，非让他讲讲共产党的事不可。二十多天相处，王一知已经完全相信“白牡丹”不是密探，也不会出卖自己，便对她讲了不少革命道理。从共产党的主张讲到苏区建设，从红军的建立，讲到毛泽东对流寇思想的批判，使“白牡丹”感到十分新鲜。她说到:“有一天，我要是到了你们苏区，也当个女司令，你当我的女师爷，怎么样？”王一知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心里想，算啦，秀才遇到兵，有理也说不清。你干你的打家劫舍，与我何干？可是她又想起了周宝中军长的话:“争取同志，别怕麻烦，革命是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的。”是的，让“白牡丹”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确很难。可是，如果她成为一个革命者，北国抗日斗争的烈火，岂不又加了一把干柴吗？

有一天放风，“白牡丹”把王一知拉到一边，急切地说:“再有半年我就可以出狱了。你看，我够你们共产党的格吗？”

王一知毫不客气地说:“不够，差十万八千里呢！”

“白牡丹”一撇嘴:“那有什么？十万八千里，孙悟空一个跟头就栽回来啦！”

王一知严肃地说:“共产党搞革命，为了天下人都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你们呢？是为了自己。济贫不过是给穷人一点粮食。可你们一走，他们又遭殃了。”

“白牡丹”用异样的眼光瞧瞧王一知，像要发火。猛地使劲抽几口烟，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圈儿。又像什么东西浇灭了她心中之火，一屁股坐下来，默默地想着心事。过了一会儿，低声说:“是这么一回事。有一回，我们抢了一家大汉奸的商行，把东西分给穷人不少。唉，可后来，大汉奸的儿子领着日本鬼子讨伐来了，这个村死了上百口哇，连三个月的孩子也给一劈两半呀！”

“你们得了金银财宝，穷哥们却丢了性命。”王一知补了一句。

“那……”“白牡丹”突然抓住王一知的手，“你说呀，你说怎么办？”

“白牡丹”像是乞求，又像是追求真理，不停地摇着王一知的手，“你快点儿告诉我！”

王一知一五一十地对她讲了革命的根本目的，讲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讲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意义。“白牡丹”像小学生一样，听得那样仔细，那样认真。一连几天，他都吃不好，睡不好。

王一知故意问“白牡丹”:“抗日的军队和胡子一样吗？”

“不一样，是不一样。”“白牡丹”心悦诚服地点着头。

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白牡丹”的性格开始变化。她对别人不那么凶狠了，又诚心诚意地帮助吸毒的姐们们戒烟。谁有困难，她都设法与之化解。后来，王一知被通知押解至长春，“白牡丹”听到这个消息，真的为她捏一把汗。“白牡丹”打算买通看守，让她的弟兄们接王一知进山，当弟兄们的“女师爷”呢。王一知想到自己有重要任务在身，她要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抗联工作。敌人又没有掌握真凭实据，即使到了长春，党组织会想办法营救自己的。于是，她谢绝了“白牡丹”的好意。

临别前三天，“白牡丹”顿顿为王一知弄些好吃的，她告诉王一知，自己出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设法找到共产党，不再当胡子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抗日英雄。

分手时，“白牡丹”大哭不止:“好人啊，我们一定会见面的……”

王一知也哽咽地说:“你放心，知道吗？我们都相信你。”

“白牡丹”深深懂得这个“我们”指的就是共产党。

一年以后，王一知被营救出狱，辗转来到陕北延安。而“白牡丹”呢，在那烽火连天的年代里，没人知道她在哪里。在兴安岭，在长白山，在牡丹江，或者是在她的家乡倭肯河畔……

不管在哪里，家乡人相信，她肯定会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