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世界的黑龙江，是历史上中国的内河。它宛若游龙，碧波滔滔，一泻千里，注入鞑靼海峡。瑷珲，这座抗俄斗争的历史名城，曾巍峨屹立在黑龙江中游沿岸。
清初，因抗俄斗争形势的需要，1683年在抗击沙俄侵略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役准备期间，玄晔（康熙）令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统帅乌拉（今吉林市）、宁安塔等处官兵赴瑷珲（瑷珲旧城）建成永戍。后升任萨布素为镇守瑷珲将军，温岱雅齐纳为副都统。继宁古塔城之后，瑷珲作为我国黑龙江流域的边疆重镇之一，达数百年之久。
而今，浩浩荡荡的黑龙江水，依然从北向南流过古城（指瑷珲新城旧址在瑷珲县瑷珲镇）的东方。城西百余里是小兴安岭巍巍绵立的群峰，英雄的瑷珲城“内环崇岭、外襟大江”，素有“北门锁钥”、“东国屏藩”之誉。古城南北，林木苍翠，松涛阵阵。相传城北30里是卡伦山，因清代于山上设卡伦（哨所）而得名；城西20里的炮台山， 据说为清初抗击沙俄入侵的红衣炮队驻地；城南80里的一架山（以拉哈达山）下是清代水师营船坞。城西南200余里的北大岭，是由瑷珲通往嫩江（墨尔根）、齐齐哈尔的咽喉之地，也是1900年爱国清军、义和团民和鄂伦春族马队痛击沙俄侵略军的重要战场。瑷珲城旧址是我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的历史丰碑，到处留下了抗俄斗争的遗迹。
瑷珲城，又称“黑龙江城”，满语“萨哈连乌拉霍通”。瑷珲，也有时写作爱呼、艾浑、爱呼伦，本达翰尔语“爱乌”，即“可畏”的意思。1674年（康熙13年），在黑龙江重要支流精奇里河（又名潢河）口，明代忽里平寨旧址，兴建了早期的瑷珲城。旧址在今俄罗斯维谢雪村（位于黑龙江省瑷珲镇外二道沟隔江对面）。因附近有瑷珲河（又称芒嘎河），城即因河得名。1681年经萨布素领军扩建。清代《黑龙江外记》记载，旧瑷珲是一个方形城格局，整个周长940步、合4700尺，设有5个城门。旧瑷珲城是清代黑龙江将军最初的驻地，后因该城僻处江东，与内地交通及公交往来诸多不便，1684年清政府选择对岸右达斡尔族托尔加城旧址，构筑了瑷珲新城，将军衙门由旧城移入新城，于江左旧城留守尉驻守治理。历史上习惯于把 1684年以前的瑷珲称旧瑷珲（或瑷珲旧城），把1684年以后的瑷珲称作新瑷珲（或瑷珲新城），两城相距12华里，隔江相望。新城内城“排木为重垣，实以土。四门皆有城橹，高丈八尺。西南北三面，排木为外郭，方10里，南一门，西北各二，东临江。”关于新瑷珲的形制、结构、规模，在清代许多文献资料，诸如《龙沙纪略》、《黑龙江外记》、《黑龙江述略》等都有详细的记述。
黑龙江流域的瑷珲是我国固有领土。瑷珲城旁的黑龙江，我国古代称浴水、完水、望建河，至13世纪始称黑龙江。满语称黑龙江为“沙哈达乌拉”，达斡尔语称为“卡拉穆尔”，都是黑水的意思。俄国人70世纪30年代末，才破天荒地听说有个黑龙江，俄语称黑龙江为阿穆尔，只是借助于“卡拉穆尔”的语音转译而已。
屹立在黑龙江中游东西两岸的新、旧瑷珲城，是我国各族人民开发黑龙江流域和中国历代政府在这一地区行使有效管辖权的历史见证。它无可辩驳地证明，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新旧瑷珲城及其附近地区、内外兴安岭之间的盆地，位于黑龙江与精奇里江汇合处下游的冲积平原，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汉、满、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地方。早在公元前11世纪，居住在这里的满族祖先肃慎就向中原王朝——周朝贡献“楛矢石砮”，表示臣服。从西周以来，中央统治政权即明确表示“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公元8世纪上半叶，我唐朝政府在黑龙江流域正式设置了完整的行政机构。新旧瑷珲城及其附近地区当时隶属于黑水都督府。12 世纪初，瑷珲一带归金朝蒲与路管辖，蒲与路治所在今黑龙江省克东县乌裕尔河南岸古城，辖境包括自此以北3000余里外兴安岭上的火鲁火疃（意为山古之城）。根据黑河地区文物普查队的调查和试掘，在瑷珲县境内发现有金代古城、村落遗址和墓葬群多处。13世纪，我元朝在今瑷珲县境内设有失宝赤万户府。15世纪初，明政府在精奇里江口设立了爱和卫，在精奇里江和黑龙江汇流地下游东岸设胡里平寨，在西岸设考郎兀卫，这些卫和寨与明朝设立在黑龙江流域的其它卫、所一样，均由设置在特林的奴双儿干部指挥使司统辖。16世纪末到17世纪30年代，明朝的建州卫官员、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及其建立的后金（1636年改称为清政权），接管了明朝的东北疆土。活动在瑷珲城及其附近的达斡尔、鄂伦春等族相继归附后金。1634年居住在旧瑷珲城北塞普奇屯的达斡尔族首领巴尔达奇率众归附时，曾贡献貂皮，此后多次赴沈阳（奉天）纳贡，并娶清朝皇族女子为妻，成为清朝的“额附”，被册封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从此，索伦诸部进贡貂皮，络绎不绝。到1639年，清朝政府全部统一黑龙江流域以后，新旧瑷珲城一带的居民同沿江上下其它兄弟民族一样，有的被直接编入满洲八旗，称为“新满州”。有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征兵收税。
17世纪40年代初，疯狂进行领土扩张的沙皇俄国，把血腥的侵略魔爪伸向我黑龙江流域。野蛮成性的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等先后率领一批残暴的哥萨克匪徒，往来游蹿于黑龙江上下及其主要支流，强建堡砦，夺取珍贵貂皮，残杀我各族居民，把村庄夷为平地，甚至以异族人（指我达斡尔族）的尸体充饥。我富庶的黑龙江流域被践踏得满目疮痍，边疆各族人民流离失所，前后为害达40余年。沙俄的侵略暴行激起我军民无比仇恨和坚决抵抗。经乌扎拉（1652年）、呼玛尔河口（1655年）、尚坚乌里（1657年）、松花江一带（1658年）、古法坛村（1660年）、赫拉苏密（1664年）等多次重大战斗，黑龙江沿岸及其支流的沙俄匪徒基本被肃清，只剩下一些最顽固的匪徒继续盘距在黑龙江上游的雅克萨城。边疆的严峻形势，迫使清政府进行了历时三年的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役。
雅克萨之战是沙俄长期侵略引起的，在我国领土内进行的，得到我国各族人民积极拥护的正义自卫战争。瑷珲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雅克萨战役的前线基地和指挥部。瑷珲可以控扼精奇里江口和通往黑龙江中下游去的水路，它和更远的嫩江流域有陆路相连；在瑷珲的旧城和新城及其西站约80华里的额苏里屯，都有良好的江河港湾，可以停泊船舰。清政府派遣宁古塔官兵在新旧瑷珲城屯垦戍边，以补充前线军粮的供应，奠定了日后“江东六十四屯”的基础。瑷珲是军用粮草、武器、弹药、马匹、牛羊的囤积地，内地支援的粮食经松花江、黑龙江源源运到这里。战前当地各族百姓主动侦察敌情，及时报告清军；鄂伦春族在精奇里江“杀罗刹（指俄军），并获鸟枪驰报”。达斡尔族多次前往雅克萨详勘敌情，生擒罗刹多人。索伦为黑龙江官兵安设驿站，饲养马匹，修整器械，随时听候调用。总之，瑷珲各族军民在筑城、屯种、支前、参战等，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雅克萨战役严惩了沙俄侵略者，显示了我收复失地、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
雅克萨正义反击战结束后，由于清政府的重大让步，中俄双方经平等谈判，于1689年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使祖国东北边境获得了较长久的安宁。当时驻在新瑷珲城的黑龙江将军其辖区（齐齐哈尔为基点计算）东至野里白赫河2200余里宁古塔界，北至外兴安岭俄罗斯界。1690年清政府将黑龙江将军移往墨尔根（今嫩江县），在新瑷珲留驻副都统，至1699年，黑龙江将军由墨尔根再移齐齐哈尔。
1840年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9世纪40至50年代期间，沙俄悍然违反《尼布楚条约》，频繁入侵我黑龙江流域，非法强建军人“村屯”和军事哨所，吞食我国领土，多次派遣船舰非法在我内河黑龙江航行，炫耀武力，授令俄人披着“科学考察”的外衣，深入我国境内搜索地理民情，刺探我军机密，为进行领土兼并作周密准备。臭名昭著的穆拉维约夫、涅维和斯科伊之流成了侵华的急先锋。俄人马克以考察黑龙江为名，采用卑鄙手段，欺骗当地官员和百姓，偷绘黑龙江航线和沿岸要塞地图，包括瑷珲城地图，收集侵略情报。马克的《黑龙江旅行记》，实际上就是一本地地道道的俄国间谍自白书。贪婪狡猾的沙皇俄国终于在1858年5月，利用英法侵略联军攻占天津，迫近北京，趁我东北边防空虚的机会，以炮舰和刺刀威逼清朝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沙俄割去，仅规定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永远居住，归中国官员管理，不得侵犯”； 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划为中俄共管。紧接着1860年11月，沙俄又以武力威胁，诱逼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由共管变为一口鲸吞。古城瑷珲是沙皇俄国侵略我黑龙江流域 10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历史见证。1858年，马克思在评论《瑷珲条约》时指出:“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同年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的河流。”
19世纪末叶，西方各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900年，祖国北方大地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武装起义的怒火迅速燃遍东北及瑷珲地区。一向企图独霸我国东北的老沙皇，对此极端恐惧和仇视。7月中旬，从金城调集177000多侵略军，分兵6路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北路从海兰泡渡江入侵瑷珲。
瑷珲军民同仇敌忾，严阵以待。在瑷珲沿江上下，北起五道霍洛卡，南至富拉尔基一带，挑挖战壕100余里，将无敌将军炮、神威炮配置于各处要隘。瑷珲城义和团民200余人，同爱国士兵和群众进行抗俄宣传与鼓动， 共同抗击俄寇，多次击退俄军进犯。沙俄当局突然对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夺去了约15000多无辜中国人的生命。海兰泡位于瑷珲新城西北70华里精奇里江与黑龙江汇流处附近，最初是黑龙江畔的一个中国村庄，原名孟家屯，后改称海兰泡。1858年沙俄迫签《瑷珲条约》后，改名为布拉格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到1900年，这里大约有38000人，其中大半是中国人。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瑷珲新城的隔江对岸（左岸），从精奇里江口以南至孙吴县的霍尔莫勒津屯一带，纵140里，横50——70里，居民 30000 多人，汉人占多数，也有满族和达斡尔人。清代有过64个居民屯，故称“江东64屯”。这片土地从来就是中国人世代居住的地方，即使1858年不平等的《瑷珲条约》也明确规定，该处“原住之满洲人等”（即中国人）“照旧准其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清朝官员管理，“俄国不得侵犯”。这就是说，沙俄确认了中国人在这里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该处的行政管辖权。沙俄在血腥屠杀中国居民的同时，乘机非法霸占江东64屯。
8月1日，俄军数千人从五道霍洛偷渡，在炮舰配合下进犯瑷珲北线沿江阵地。我军民在黑河屯、大四家子、卡伦山等地展开了激烈的阻击战，每一个战壕和营垒都成了敌人的葬身之地。8月4日，近10000名俄侵略军以军舰木伐载运步兵、骑兵从东南北三路开始围攻瑷珲。我瑷珲城军民不足3000人。在敌众我寡情况下，“死力拒敌”。义和团高举“大秦民”、“灭洋”大旗向俄军冲杀。鄂伦春族的 500马队在战斗中非常勇猛，爱国军民“颇深敌忾，死伤相继”。在瑷珲城郊，有300多清军士兵，坚持战斗到全部牺牲。城内巷战也使俄军不得不“挨门挨户地攻打”。许多居民和士兵，被敌人包围在房屋内，宁肯被烈火烧死，也不放下手中的武器。气壮山河的瑷珲保卫战，打得沙俄侵略军惊魂丧胆。8月5日，终因寡不敌众，瑷珲失守。俄寇兽性发作，“纵火焚城， 火光烛天，数日不息”。具有200年历史的瑷珲古城烧成一片瓦砾，只剩下一座魁星楼。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愤怒地谴责沙俄的暴行，指出“沙俄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他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门的妻子儿女。”具有顽强反抗精神的瑷珲军民，在右城失陷后，沿着驿站大道转移到北二龙，摆下战场，继续给敌军以重创。8月13日，在北大岭，瑷珲军民与来自齐齐哈尔的清军和义和团汇合，进行了持续三天的伏击战。大败沙俄侵略者向嫩江流域和齐齐哈尔推进的计划。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由于我国各民族以各种形式的抗俄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使沙俄妄图吞并我东北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黑龙江江口，隔着鞑靼海峡有一个狭长的大岛，纵卧在汹涌澎湃的太平洋中。这就是美丽富饶的库页岛。库页岛南北长950公里，比我国的台湾岛还要大一倍多。岛上林木成荫，山峦起伏，资源丰富，盛产石油、木材、煤炭、天然气、水产及毛皮等，是今日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岛屿和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
库页岛是我国的领土。远的不说，在我国唐代史记中就有“窟说部”的记载。“窟说”，就是现在的库页岛。它是黑水靺鞨的一部，隶属于唐朝在黑龙江流域设立的黑水都督府管辖。岛上曾发现过隋、唐、宋各朝的珠子和耳环，是12到13世纪金朝的东部边疆。据《金史·地理志》载:“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古里迷人就是今日的吉里维克人（又称费雅克人），世世代代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上，可见金代的边疆包括库页岛在内。元代黑龙江流域大部分归开元路管辖，以后又增设了水达达路，在黑龙江口附近设立了奴儿干东征元帅府。当时，库页岛又称为崽骨、苦兀，对它的记载比较详尽。如:“欲征崽骨，必聚兵候冬月，赛奇小海（今鞑靼海峡）渡口结冻冰上，方可前去。先征得固，吉里米，方到崽骨界。”又“苦兀者在奴儿干海东”。
15世纪上半叶，明朝政府斡难河（即嫩江），东至苦兀（即库页岛），站达北山（即外兴安岭），南濒鲸海（即日本海）的广大地区，“置卫184，所20，为站为地面者各7。选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永乐7年（1409年）明政府根据酋长的请求，在黑龙江口设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内地官员前往担任都指挥使、同知等职务。
到16世纪后期，奴儿干都司下辖的卫所数量达400多个，分布在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其中有兀的河（今俄罗斯）的兀的海卫，设在精奇里江上源古里河（今俄罗斯）的古里卫，设在双城子（今俄罗斯）的双城卫，设在伯力（今俄罗斯）的喜申卫，设在囊哈尔（今库页岛）的囊哈尔卫等。卫设有卫指挥使，所设有所千户，由明政府授官衔和官印，执行明朝法令，服从征调和按期交纳赋税。
“囊哈尔指挥使司印”出土于依兰县。印的正面系九叠篆书“囊哈尔卫指挥司印”9字，背面刻楷书“神字7号”“永乐10年10月礼部造”等字。印的形制与风格完全与明代官印相同。
据《明会典》记载，永乐10年（1412年）明朝政府在库页岛北部设置了囊哈尔卫，归奴儿干都司管辖。这和铜甲上的“永乐10年10月礼部造”，完全吻合。正绩年间、又在库页岛中部设置了波罗河卫。
在明朝奴儿干设立都指挥使司以后的100年，东欧平原上的莫斯科公国逐渐强盛起来。到16世纪初，在历史上首次形成了俄罗斯统一国家。并将其领土扩展到北方伏尔加地区。沙俄1552年征服喀山，1556年吞并阿斯特拉罕。1581至1598年越过乌拉尔山，吞并了位于鄂毕河两岸的西伯利亚汗国，1619年将江域扩展到叶尼塞河。但是，距离黑龙江流域还有数千里。他们对中国早已开发和管辖了2000年的黑龙红流域还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库页岛了。
清代官印“管辖科尔沁左翼郭尔罗斯后旗札萨克印”，是清初25年（公元1686年）礼部铸造颁发的蒙古族地方官印。这一方银质印鉴，印面为正方形，边长10.5厘米，通高11厘米，印厚2.5厘米。印背有一蹲坐的虎形大纽。印面铸满蒙两种文字，右3行为蒙文楷书，左3行为满文楷书。印背右刻蒙文，左刻满文。印文及印背汉译均为:“管辖科尔沁左翼郭尔罗斯后旗扎萨克印”。印左侧刻满文，右侧刻蒙文，汉译均为“康熙25年4月”，印前后侧面各刻满蒙文的“礼部造”。印经长期使用，印背侧的文字已仅可识别，不能传拓。
清代继承明朝版图，继续对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领土行使有效管辖，设官镇守，征兵收税。清初颁发的这方蒙古八旗官印，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八旗制度是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至公元1636年改称清）前夕正式建立起来的。至天聪9年（公元1635年）皇太极才将原已被编在八旗下的很大一部分蒙古壮丁分开，成立“八旗蒙古”，科尔沁部是蒙古旧部名，为最早归附清王朝的蒙古部族。
蒙古族与满族之间有很亲密的来往。公元 1615年以前，蒙古各“部长”如科尔沁部的明安贝勒与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人（公元 1635年开始称满族）在经济和文化上有一定的往来和交流，明安贝勒还将其女送与清太祖为妃。17世纪游牧在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族，因同族尚阿鲁科尔沁，又称为嫩科尔沁，其所部六旗并另辖4旗，总共10旗，右翼有前、中、后3旗，同时隶有郭尔罗斯前后2旗；右翼前、中、后3旗、并辅扎赉特、桂尔们特二旗。科尔钝这19旗的地理范围、从清代至今没有什么变化。今属吉林西部的哲里木盟，兼及黑龙江省南部地跨嫩江、松花江、辽河诸流域。南与清初都城盛京（今沈阳）相距很近。科尔沁蒙古首领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弟弟哈尔图哈萨尔的后裔、传到奥巴时，在天命11年（公元1628年）归附了后金。满族统治者立即与科尔沁上层人物之间实行联姻、抬奥巴为驸马，加封汉号。而奥巴的叔父莽古斯，则把自已的女儿送进宫去，做清太孝端文皇后。以后又有太宗的孝庄文皇后、世祖的孝惠文皇后等等，都出自科尔沁蒙古。这样，满族统治集团和科尔沁蒙古上层人物之间，就结下了世代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科尔沁蒙古参与了17世纪明末清初、以满族统治集团为首的重大政治活动，著有功绩、获得了清朝政府优厚封赏。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载，科尔沁部“有大征伐必以兵从”，在统一准葛尔丹，统一准葛尔部等军事斗争中，都是冲锋陷阵的。
天聪1年（公元1636年），清朝接管了明朝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中国主权。巴达扎是奥巴的儿子，科尔沁右翼中旗的首领，被清朝封为王，并把管理科尔沁右翼5个旗（包括扎赉特、杜尔伯特2旗）的地方大权交给了右翼中旗。参加统一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另一个科尔沁首领乌克善，是科尔沁左翼中旗的首领，他的妹妹是清太宗的孝庄文皇后，乌克善也被封为亲王。康熙4年（公元1665年），清廷把科尔沁左翼5个旗的地方政权授予了左翼中旗。其他各旗首领也被封为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和辅国公。领扎萨克（即旗长）衔，并享有世袭特权。扎萨克管理一旗的军事、行政和司法。前文介绍的这方8旗官印，其官职地位是君王一类的蒙古贵族。
科尔沁十旗在沙皇俄国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中曾作出重要贡献。
自17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向我国黑龙江流域入侵。清朝顺治8年（公元1651年）沙俄强占了黑龙江上游北岸的雅克萨。筑垒屯兵，作为进一步侵略我国的主要据点。康熙密切注视沙俄的动向，积极进行抗击沙俄的筹备工作，造船、运粮、增设驿站等，同时加紧军事训练。
1683年，清朝下令萨布素由宁古塔副都统晋升为黑龙江将军，驻守江东瑷珲城。同年，户部奏请瑷珲至乌拉（今吉林市）增设10个驿站，并提出第二年（1684年）3月派郭尔罗斯2旗，杜东伯旗各2人作向导，详加勘察周密计划。为保证反击作战所需给养，康熙21年（1682年）朝廷曾令“所需军粮，取其科尔沁10旗”。康熙24年（1685年），又令“科尔沁10旗今年牛羊贡物不必来京，其均送黑龙江军前”。这充分证明科尔沁10旗在康熙年间反击沙俄侵略的雅克萨正义战争中（1685——1687年），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京龙泉府，是唐代渤海地区的首府，也是黑龙江省现存最大的古城遗址。上京故城址地处牡丹江中游东京城盆地内的冲积平原上，今属宁安县渤海镇。登城远望，峰峦环峙，紫气东来。张广才岭和老爷岭逶迤的群山把这片盆地紧紧萦抱。由“镜泊飞瀑”倾泻而下的牡丹江水，像玉带般从古城遗址的西北流过，距上京外城城墙最近处只有800米。城外被大片熔岩所覆盖，形成独特的火山景观。这种熔岩流，就是清代地方志一类书记载过的“德林”（满语石头的意思）。翻开《隋书》、《旧唐书》、《五代史》、《册府元角》等古老史籍，可以见到大量关于渤海及其先世的确切记载。早在隋唐时期，古老肃慎族的后裔靺鞨族就繁衍生息在白山黑水之间。靺鞨族分为七部:即粟末部、黑水部、白山部、伯咄部、安车骨部、号室部、拂涅部。粟末部世居今松花江上游一带（粟末为，即今第二松花江）。7世纪末，靺鞨首领大柞荣团结部众，统一了黑水部下的靺鞨诸部，控制了扶余、沃沮、高句丽等族，于公元698年建立了地方性的封建政权……“震国”，于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筑城居之”。故址即今吉林敦化敖东城。
公元713年（开元元年），大唐政府以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洲都督府也称渤海都督府。从此，粟末靺鞨等“去靺鞨号，专称渤海”。忽汗州（渤海都督府）是唐朝政府在东北设置的政治、军事机构之一，下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有民十一万户和常备兵力万人。它的管辖范围北至黑龙江下游，东到大海，西南抵今铁岭一带，包括今东北大部及俄沿海全部地方。公元755年，渤海的首府迁到上京龙泉府（忽汗城），即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渤海自高王大祚荣起（公元698年）到被契丹族攻灭止，共传15世，历时229年。
在唐代渤海管辖区域内，靺鞨人占绝大多数，此外还有扶余、沃沮、高句丽等族。渤海各族往来于中原内地之间。当时通往唐京城长安的水路有鸭绿、登州道。陆路有长岭、营州道和扶余、契丹道等。渤海到长安进贡，多达130余次，大唐派遣到渤海的使节也有百人之多。公元833年（唐文宗大和7年），唐派遣瀛州司马张建章前往渤海。于公元834年秋末到达忽汗州（上京城），受到渤海郡王大彝震的隆重礼遇和热忱款待。由于一再挽留，翌年才得回返复命。临别时馈赠其许多物品，以至他的往还书信和赠签的诗稿也装满行囊。回幽州（今北京）后，以其见闻撰写了《渤海记》一书，记述了渤海的宫殿、官制、风土人情。这部书在唐宋二朝广为流传，《新唐书》的“渤海传”中很多重要内容，就是以《渤海记》为根据的。可惜的是，后来这部书失传了。
渤海与内地保持亲密联系，中原文化给予渤海地区以极其深刻的影响。渤海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宗教信仰乃至社会风尚，常常效仿中原地区。渤海人到内地“就市贸易”，互通有无。输出的有牛、马、羊、皮张、药材、金、银、铜、细布、鸟、鱼等，输入的有帛、锦、栗及金银器皿等。渤海的官制在首府设置三省六部，下辖府、州、县，大抵和中原大同小异。军事上也仿照内地官兵制，设立十卫，每卫设大将军、将军的府兵制，各一人管辖。
每当渤海人来京长安，往往请求拜佛寺，并携回佛经、佛像，把佛教引入白山黑水。又“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抄回《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政治历史文献，多方面接受中原思想文化的濡染熏陶。渤海地区普遍通行使用汉字，和使用历法——长庆宣明历，参照中央的音乐，改进渤海地方音乐。渤海官员、使臣及贵族子弟用汉文吟诗作赋。渤海官员杨泰师的《夜听捣衣诗》和王孝廉的《对月思乡诗》，读起来和李白、松甫的同类诗篇有着相同意境和韵律。晚唐著名诗人词家温庭筠有《送渤海王子归国》五言律师一首:“疆理虽重海，诗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诗中指出渤海与内地在文化上的一致性，热情称赞渤海王子的文化素养，表达了对东北边疆的深情厚谊，是渤海与祖国内地，传统亲密关系的生动而形象的写照。
勤劳智慧勇敢的渤海人，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雄伟壮丽的上京龙泉府标城址，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实例。
原来，我国历史上的五京制始创于唐代，同样实行于渤海地区，并为尔后的辽金两代所沿用。上京龙泉府是唐代渤海都督府所在地，是渤海五京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渤海上京城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城环。外城墙东西长4公里多，南北宽3公里，城周长约15公里余。外城墙垣是用夯土垒筑成的，有的段落为土石结构，现残高 2——4米，基阔7——10米，顶宽 2——3米，可见城墙当时是高峻雄厚的。外城里面早已辟成耕地，到处可见残砖碎瓦，参差陆离分布着建筑废墟（今呈土阜状），建筑用的石料随处可见。经调查钻探证实，外城四面设有十门，南北各3门，东西各2门。
内城位于外城内中北部，长方形，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00米，城墙大部分已经坍颓，仅部分地段保存较好。宫城在内城里，南北长580米，东西宽500米，也是方形，东、西、南各有一门址。城墙主体是玄武熔岩堆砌的，相当坚固，现存高度约 2——3米。宫城正门位于南墙中部，经钻探考察，发现了两个侧门址，两侧门之间（即现在俗称的“五风楼”）是一个高达5米多的台基，上面列有4排直经为70厘米的柱础石。这个台基是当时宫城南门的门楼遗址。官城东、西墙中部各有1门，但规模不大。
宫殿遗址集中在宫城里面，主要建筑排列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共五座。从宫城南门往北约200米处，是第一殿址（俗称“金鸾殿”）。台基四周用石块砌筑，高出地面1 米多。殿址东西长64米，南比宽27米，台基上保存有40个大型基础石。应是当时宫中主要宫殿之一。第一殿址北为第二殿址，因被盗掘过，现在台基遗址高低不平。殿址东西长82米，南北宽28米，上面有不少位置错乱的柱础石。从面积上看，这是宫城内最大的殿址。第二殿址北130米处是第三殿，基址上的柱基石都完好地保存在原来位置上，可以看出当时建筑的轮廓来。第三殿北为第四殿，建筑址较低，柱础石整齐地排列在地上，可以看出是由几幢房子组成的，房与房之间有走廊相通。第五殿靠近宫城北墙，不如上述几殿宏阔。各殿之间，两侧都有长廊相接。现在的长廊址柱础石是对称的，尤其是一殿址东侧长廊柱础石仍清晰井然的保存在原位置上。
在宫城中部，第二殿址东侧，有一口古井，是渤海贵族们用过的。在文献中，对这眼古井有过不少记载。清初的《白云集》中说:“别有小城的官禁，左右石井二，白石砌八角形”。另外的一眼井，今已不存。据《盛京通志》记载，清代曾从井中淘出过铁石占、古镜和带文字的银牌等。因井口是八角形，当地人代代称其为“八宝琉璃井”。其实井并不是琉璃的，也没有八宝，却砌筑得十分玲珑别致。井口和井壁通体用灰白细质玄武岩块精心砌筑，井身完好无缺。井水清冽甘润。是东京城一带上好的水井，至今来往行人多饮井水解渴。1963年，地方政府曾对八角井口进行维修，上建井亭，周围设栏相连，妥予保护。
禁苑址在宫城东墙外，是渤海统治者享乐游赏的去处，占据内城的东部，南北长850米，东西阔200米。苑中有一个椭圆形的湖泡，至今仍很低洼，常年积水，芦苇丛生，曾是渤海王族荡舟观鱼的地方。在濒临湖泡的东西两岸，各有一个人工堆筑的假山，残高约3——5 米，在临近北岸的湖内，有两座对峙的小丘，丘上的野草野花映衬着残断的琉璃壁瓦和几块大的柱础石，这是湖中亭榭的遗墟。
经考古钻探证实，外城内主要有5条宽阔而笔直的大街，是内外城4面10对相连接而成的。从内城南门到外城南墙中门，是城内最宽的街道，宽达88米，可称作城内的中央大街。这条大街把城内分成东、西两区。其余4条街宽40——50米之间。街道两旁是“坊”址（即被规划的居民区），居住着官吏、商人、从业者和市民。每一坊占地面积大约长500米，宽400米左右。上京城的街坊布局讲究对称，每坊的规模也大体一样。在街道的两旁有房墙，阔3米，街道在坊墙之间穿过。除5条大街之外，还有坊与坊之间的通道小巷。而今，这些街坊址的大部分早已变为耕地和现代居民区了。
在清代张责《白云集》中上京遗址的石灯幢和大石佛有如下的记述:“城南有古寺，镂石为大佛，高有六尺，风雨侵蚀，苔藓斑然。……前有石浮屠（即石灯幢），八角形。“石灯幢”（又称石灯塔、石浮屠），是渤海时期遗留下来的著名佛教艺术品。现存于上京遗址的清初兴建的兴隆寺内。石灯幢是由9块经过雕琢的玄武岩叠罗成的，幢顶为8角攒尖式，尖部环以7层叠轮，下接镂空8窗16孔灯室，灯室下为仰莲花形石托，于其下的圆柱形中柱相接，底部为覆莲花式幢座和础石。通高5米多，亭亭伫立，凝重剔透，是勃海工匠智慧技术的结晶。大石佛亦保存于兴隆寺内，高丈余，身披袈裟，坐莲花石座上。雕工娴熟，线条流畅，与唐代龙门石窟造型颇为肖似，与石灯幢同为渤海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上京城郊的渤海墓葬反映着明显的阶级差别。贵族石墓座落在城北牡丹江对岸的丘陵，今三灵屯及瓜水崴子一带。平民墓群数百座分布在城西江对岸的大朱屯。三灵屯在上京外城北门外6公里，屯东北岗下有一座大型石墓，四周有许多渤海时期的砖石残片。墓葬占地南北长20米，东西宽14米。墓内结构分前室、主室及墓道三部分。主室南北长4米，东西宽2.19米，高为0.9米。墓的四壁全用规整的玄武条石叠砌而成，墓顶盖以巨大板石。墓顶封土已经剥落，其上有经过凿琢的圆形础石4个，证明原来墓上亭楼建筑物。墓石在清末前即以被盗。大朱屯的渤海平民墓一般都十简陋，以不规整的石块堆叠而成。墓中一般没有遗物，与贵族墓的豪奢和排场迥然不同。在流经上京城的西郊和北郊的牡丹江上，发现有五处渤海桥址，分别座落在上官地、牛场、下官地、胜利屯等处江面。上官地古桥址在外城北门稍偏东北3公里的地方，当地叫“七孔桥”，实为七墩八孔桥。桥址全长160米，现存7个大桥墩，都是用大块熔岩堆砌而成的。桥墩间距7米，原来可能是石墩木桥。其余4座都大体同上官地的桥类似。环绕上京的江段上，五桥依次飞架，足以证明渤海上京居民稠密、水路交通繁盛和地位的重要。
渤海上京城建筑规划是模仿唐朝长安城的样式套用的。由内城南门通往外城正南门的那条宽敞笔直的大街，宛如长安城的朱雀大街，把外城分为东西两区，区间各有大街小巷相同。外城区是市民百姓居住的地方。东西区设有东西市，为繁华的商业区。内城有官府衙暑连同皇城（紫禁城）内的宫殿，是行使封建统治权力的地方。
当年的上京城在宫殿、廊坊、门楼、亭阁、寺刹的大屋顶上，铺设光亮的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也有素灰色的普通瓦。高高殿堂屋脊的两端，翘起巨大的五彩缤纷的琉璃兽吻，屋檐上垂挂着美丽匀称的莲瓣纹瓦当，建筑物的墙壁和地面上镶铺着雕有莲花、牡丹花、萱草纹的砖，丹柱粉壁，金壁辉映，显得壮观瑰丽。在建筑艺术上，与唐代长安城内的建筑维妙维肖，几无二致。
上京龙泉府古城遗址曾遭到破坏和盗掘。日寇侵占我东北期间，在1933——1934年间，先后两次大规模盗掘，破坏很多遗迹，盗走许多珍贵文物。
解放后，国家对文物保护工作非常重视，1961年上京龙泉府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4里路的阿什河西岸，有金朝前期都城会宁府的故址。
现存金代会宁府城址，保存较好的是南北城墙和皇城内的建筑址。南北二城各为长方形，平面上一纵一横的相互衔接，连为一体。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南城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3米。外城（南北城）外围周长为10873米，相当于21.5里，是当时关东地区最大的城址之一。经800年间的风雨剥蚀，其夯土筑就的城垣仍高达3——4米，基阔7——10米。城墙断面处，夯层痕迹清晰可辨。外墙的外缘，平均每隔70——120米处，就有一个土筑的壁垒（又称马面，是士兵进行守御、瞭望和挽弓射箭的地方），共有82个: 北面14个，东面23个，南面13个，西面32个。今北城东墙有一段被毁。在全城5个城角上，各构筑角楼1座，是城墙上重点防御地带。外城现有城门遗址8处，其中5处附设瓮城，因而形成内外两重城门。瓮城内可以屯住守门兵丁，这种带有瓮城的门，又称瓮门。当地则把它形像地称为转角门或三环套月门。城外及二城间的隔墙南侧有护城壕，至今仍浑如沟壑。当时曾疏引城东的阿什河水来灌济，以增强城防能力。皇城建于南城内偏西处，南北长645米，东西宽500米，面积为322500平方米。城垣今已无存。经探查得知，原墙基阔6.4米。皇城南面现存两个高大土阜，各高约7米，相互对峙，为当时建阙之所。两个大阜中间有两个小土阜，各高约3米，长满了灌木和野草。这是皇城南门址，大小土阜之间是皇城南门的3条通道，中为正门，两侧为左右1阙门。进皇城南门北行，有依南北向中轴排列的宫殿基排数处，明显地高出周围地面。在前3个殿址的两侧有围廊基址，长约380余米，宽约11米。会宁府城内的地面上散布大量残砖断瓦，尤以皇城内官殿基址为密集。砖瓦大多呈灰色，瓦的内面带有布纹。还发现一些黄绿釉的琉璃瓦和瓦当。会宁府故城内除砖瓦外，最常见为陶器和瓷器的大小碎片。数量最多的是当时的定州窑（今河北曲阳）烧造而流传下来的精美瓷器的残片。也有中原磁州窑 （今河北磁县）和钧州窑（今河南汝县）的产品。至于圆形方孔的铜钱，在城内田中时有发现，多为北宋的，也有辽代金代的。
金朝（1115——1234年）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在北部中国建立的区域性政权，历时119年，与南部（或中原）的宋朝（主要指南宋1127——1279）并存了百余年。金朝女真族的早期历史活动，主要是在关东地区。
女真，古称肃慎（稷慎、息慎），后又称挹娄、勿吉、靺鞨，是通古斯中的一支，也是关东地区最古老繁衍的部族之一，早在商周时就与中原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生女真的先祖族落繁多，所谓“白山黑水种族繁矣”，主要指肃慎系的众多部落及其族群。该族至辽代时始称女真，其系属辽籍的称熟女真，大体上居于混同江之南。其居于江之北系未属辽藉的称生女真。完颜部即是生女真的一支。女真族活动地域主要在白山黑水（白山，古称不咸山，太息山，即今之长白山）。白山黑水指长白山、小兴安岭、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之地。
女真完颜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大致可以公元十世纪的函普（后被迫称为始祖）算起。由始祖函普一直到四世绥可（献祖）以前的时代。生女真各部散居野处，不相联属，处在原始社会末期阶段。“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长。这一时期的生女真完颜部居处于山林江河僻处，多以渔猎畜牧为生，虽已知耕种，仅属园艺性质，大规模的田野耕作尚未出现。至四世绥可时始“教人烧炭练铁”，“乃徙居海古水耕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按出虎水之侧矣”。一切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器的普遍应用于各个领域，是这个时代的突出标志，推动了女真社会迅速发展。完颜部女真人从五世昭祖之时，“稍以条教为治，新落寝强”。但尚未有文字，“老官府， 不知岁月晦朔”。至六世景祖时， 受辽朝封为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有官属，纪纳建立矣”，“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 而在经肃宗（蒲制淑）至穆宗（盈奇）时，“有甲兵千余”，扩大了管辖范围。从四世绥可到阿骨打建立政权前的大约一个世纪以上的过程中，女真族完成了从原始氏族制向阶级社会的过渡，统治阶级政权的建立，体现了这种转化的成熟。
阿什河流域是金朝肇兴之地，在金初有“金源”、“内地”之称。“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世，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地，无眷元年号上京”。“按出虎”是女真语，金子的意思，由此而产生了金朝的称号。金朝援用唐、辽、宋等朝的先例，采用京路、府、州、县的行政制度。濒临阿什河畔的会宁府城，是金朝前期的都城（1115——1152年）和五京之一，也是上京路和会宁府的治所。上京路管辖蒲与、胡坚改、恤品等路，辖区十分辽阔。会宁府领有会宁、曲江、宜春三县，有居民 31270户。以上京路按出虎水为中心的居民中，女真人占绝大部分，其次是从中原及辽宁来的大量汉族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契丹、渤海等族人，实属多民族聚集区。居民大都被编入猛安、谋克，是金朝实行的一种兵民合一的基层政权形式。
上京，在金初阿骨打时称皇帝寨。“国初元城廓，是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回相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金太宗（吴乞买）时以都城在此，将会宁州升为府，开始进行大规模兴建。
1125年北宋许元宗出使来到这里，正值金人大兴土木，营建宫室。他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中，对皇城内外作了这样的记述:“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星罗棋布，纷揉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廓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又一二里，命撤伞，云近阙。复北行百余步，有阜宿围绕三四顷，此高丈余，云皇城也。至于宿门，就龙台下马行人宿闱。西设毯账四座，各归账歇室，其山棚，左曰桃花洞，右曰紫极洞，中作大牌，题曰翠微宫，高五七尺。木建殿七间，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及房脊用墨，下铺帷幕，榜额曰乾元殿。阶高4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两厢旋结架小苇屋幂明青幕。日役数人兴筑，已架屋数千百间，未就，规模亦堪大也。”这是皇城建筑情况的最早实录，当时尚无外城城墙。但会宁府的城建规模仍是有限的，所谓“城邑、官市无异于中原州县。”京城制度也不完备，“自前朝门直抵后朝门，尽为往来出入之路，略无禁制”。至熙宗 （完颜冒）时，“始设仪卫将军”，“始有内庭之禁”。金熙宋天眷元年（1138年），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带东府伊兼本路兵马都总管。于宫城内外又增建很多宫殿亭台。遂于皇统六年（1146年）春，“以上市会守旧内太侠，役五路土匠撤而新之，规模仿汴京（北宋都诚，今开封市）。”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扩建。
海陵王贞亢元年（1153年），迁都于燕（今北京），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正隆二年，罢上京留守司，“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此后，上京便失去了作为金朝地方政府政权的中心地位，显得颇为寂廖荒落了。这种情况持续到海陵王覆亡。
金世宗大定13年（1173年）重妙恢复了上京的称号，实际成为金都的陪都。到了大定 21年（1181年），当金朝经济恢复到了可观的程度，便在上京“复修宫殿”。至大定 23年（1183年）用砖敷砌了城墙的外表。上京城的恢复和重建，至此告一段落。纵使这样，作为金朝故都的会宁府，仍然远未能达到金盛期那样的宏丽和繁华。大定25年（1185年）金世宗东巡来到会宁，皇武殿盛宴款待宗室、国戚。他即席编唱了一首欢曲，抒发重返故乡时的感慨心情:“仍眷上都，兴帝之第。居兹来游，恻然于思。风物减耗，殆非昔时。于乡于里，皆非视始。朕至乐此，亦无异现”。这个封建统治者在此驻留近一年，加之大肆修城建殿，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弄得上京“食储日少，市买渐贵”。
金末，由于受蒙古军的进攻，宣宗贞祐3年（1215年）将都城迁至汴京（今开封）。辽东宣抚蒲鲜万奴乘金朝外忧内困之机，割据自立。1126年万奴军转入女真故地，勾结地方叛军焚毁了宗庙等建筑，占据了会宁府。后因蒙古军的威胁而退出。1233年蒙古军控制了整个关东。
元初，顺帝曾在会宁府设官施治。元顺帝制政 11年（1351年）4月，罢河西辽东道巡访捕盗所，这里被立为镇守州。1925年曾发现“镇宁州诸军奥鲁印”于此。印文是八思巴文，为至正15年（1355年）7月中书礼部造。
明代会宁府是海西东水路城站的一站，叫做“会守站”，并在附近设有阿什卫、肥海卫等卫所，也是通往黑龙江奴儿干都司治所的必经之地。清雍正4年（1726年）在会宁府设协轶暑，统辖左右两翼八旗，镇宁阿勒楚喀。乾隆9年（1744年）设阿勒楚喀副都统。光绪34年（1908年）始设阿城县。阿勒楚喀副都统和阿城县的治所不在会宁府内，而在其正北4里，即今日的阿城镇。
明末清初，会宁府一度无闻。这个历史悬案到19世纪末才得以最后澄清。清初称白城为翁鄂洛城。清官员府编撰的《盛京通志》在记载阿勒楚喀境内历代旧城池时写道:“翁鄂洛城，国语翁鄂洛，阿弯也。城南4里，内有子城，周围里许，尚有宫殿旧址，不知何代所筑，俗称为古城。”显然，未能确指翁鄂洛城即金上京故城。其清初一些于关东地理民情有影响的著作:《宁古塔知略》、《柳边纪略》、《扈从东巡日录》等又都错误地把今宁安的潮海上京故城指为金上京。直到乾隆年间在《满洲源流考》一书中，才重新提出“拉林、阿勒楚喀之间，金上京诚在焉。今尚有古城及子城宫殿遗址。”19世纪末，学者曹廷杰经实地考察，结合文献，以古证今，明确指出:“上京会宁府，据《金史》、《松漠记闻》、《北盟会编》、《奉史行程录》所载考之，即今阿勒楚喀城有4里故址。”把他见到的遗址、遗迹详细记叙。新中国成立后，阿城县出土大量金代文物。也就是说，阿城县是金代遗迹的宝库，并不为过。
会宁府西北角外约半里许，有土台一处，俗称庙台。原有石塔，系上京宝胜寺前管内都僧录宝严大师之墓塔，早已颓塌。1912年在该处发现曾为石塔一部分的刻有楷体汉字的“宝严大师塔铭志”。志文刻在六面柱状体石柱上，顶部覆罩着石刻的塔檐。根据志文记载，宝严大师本姓于（汉族），辽朝末年出生于临潢府保和县。落发为僧后，于金初来到上京会宁府宣扬佛法，死于大定年间。金代上京城佛教盛极时，著名大寺有储庆寺、光林寺等6处。属于宗教活动遗迹的，还有阿城县松风山上石洞内的“道士曹道清碑”（承安4年刻石并立），碑文也是楷体汉字。曹道士和宝严大师都是来自临潢府（又称西楼，今辽宁昭乌达盟林东县）的汉族人。
阿什河畔和上京城附近分布着很多金代城廓和村寨遗墟。金初的上京西郊，“一望平原旷野，间有民居千余家，星罗棋布。”今上京故城西20里有座古城，长方形，正南北向，周长1670米，合3华里多，俗称“驸马城”。金朝时称此城为会宁头铺，又称兀舍郎君宅。它是自上京西行的第一站，90年前仍是“路皆平坦，犹见甬道痕迹”。在上京古城东北10里余，阿什河东岸海古水之间有一古城，因被阿什河水冲去大半，而称作“半拉子城”。城中时常有宋、辽、金代铜钱和金银饰件出土。1963年，城内出土成组的宝相花纹金带铐，金光闪烁，极精美。带铐，是古代腰带上的一种饰件，可用金或银、铜、铁、犀角、象牙、玉石等料制成。
在上京古城西门外，树林中有一大土丘，当地传说是金太祖阿骨打的御陵址。据《金史》记载，“天辅7年（1122年）秋8月，上崩于部诸泺西行宫”，9月“梓宫（帝王的灵柩）至上京”，葬宫城西南，后改葬和陵，再迁至大房山（今河北省房山县境）。据此有人认为，这座土丘就是金太祖的初葬地。不过迄今为止，仍未能被考古所证实，而且其方位与“葬宫城西南”的记载不符。所以，这种说法是一种推测而已，是不能定论的。
关东唯一的金代右武士像位于会宁府东南约 30里的山谷中，刻在山间小经旁的岩壁上。线刻女喜武士像，顶盔披甲，登靴仗剑，勇武多威，清晰真切。他右侧同样是一幅线刻图像，隐约是一个戴着冠的拱手端坐的女性形象。
1961年至1962年，考古工作者在阿城县东部的五道岭山区发现金代铁矿坑10余处，炼铁遗址50余处，是一处大规模的采矿冶炼遗址。使用时间很长，当始于金初或者更早，可能沿用到金朝中期。证明关东各地出土大量完备的金代铁器的原材料，都是当地开采冶炼的。这处遗址对我国古代冶金史和金代考古研究有重要价值。
1963年10月，在南城一次发现窖藏铜钱446斤之多。大量硬通货币作为储藏手段保存下来，这是金代货币一再贬值、境内少铜和后行“铜禁”的结果。大量的宝藏铜钱，在关东各地也已有多起发现。 近年来，会宁府出土了大量金代铜镜，在一些铜镜上分别凿“上京誉巡院”，“左巡院验记官”（警巡院是金代设在储京的管理社会治安的官衔）、“上京宜春县”（上京会宁府属县之一）、“左街僧官”（僧侣的官职）、“金诚记”、“梁家青铜记”（铜镜作坊和店铺的字号）等楷体汉字。 阿城县杨树屯出土一件银镯，内侧打印有“上京翟家记”的戳记，外加“真花银”的戳记。表明“翟家记”是一家设在上京的由汉族人经营的手工业金银店铺。关东各地出土的金代金银器，大部分应是由本地区像“上京翟家记”这样的金银店铺制造的。
1972年，金上京故城内出土了铜印一颗。据说，关东各地先后出土7颗由上京行6部颁发的金代官印，大都为金末贞祐年造。“上京行6 都”是设在上京的代行上书省6部职能管理地方军民事宜的行政机构，简称“行省”。
总之，金上京故城内外历史遗迹，对研究金上京城市建筑。金代社会诸方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金代存在的百余年间，大量汉族以各种方式移居上京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推动了关东地区社会的迅速发展。汉语、汉字和契丹、女真大小字同时使用，一些女真（包括宗室贵族）兼用汉姓、汉名、印章碑碣大都使用汉字。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与中原地区同类物品，在形制上相近或一致，宗教信仰也有其共性。这些都深刻地反映了女真族和汉族等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传统的密切关系。加速了民族融和，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上，国内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是一时现象，国家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各族之间在悠久历史岁月中形成的多方面的密切联系，正是汇成这种不可抗拒的历史主流的坚实基础。不管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也不管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始终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300年前，被清朝人称为“南瞻长白，北绕龙江，现边城之雄区，壮金汤之故里”的宁古塔，如今何在，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一个夏秋之交，作家刘国林先生探访了记载着无数传奇故事的宁古塔古城遗址。
翻开《盛京通志》，载曰:“宁古塔旧城，在海兰河南岸有石城（内城），高丈余，周1里，东西各1门，城外过墙5里余，4面4门。”寥寥数语，已描绘出宁古塔当年的盛况和威仪。
钻进玉米地，打开一个用铁棍和铁丝绑成的简陋小门，进入由铁丝网围着的老榆树下，扒着1人多高厚厚的蒿草，寻找旧城的影子，所见只有混杂着些许石块的土堆。遗址在哪儿呢？
古榆下，有老者在乘凉。上前问话，打听宁古塔遗址。这位老者说:“我爷爷辈儿就闯关东来这里，至今已有100多年了，一直就挨着古城住。”他告诉作家:“城墙原来一直保存很好。刚解放那阵，我在这里放牛，城墙还有2米多高呢。‘文革’时破‘四旧’先是扒了旧城里的几间房子。后来，有人发现城墙上的土抹墙不裂，便大车小辆地来取土，拉回家里抹墙，把城墙的方砖都拉到家里搭炕、砌灶台了，光剩下碎瓦石块了。”
“没人管吗？”作家不禁为古城遭破坏而惋惜。“那时是乱扒地的年月，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你拆我也拆，你搬我也拿。你看村里的那些老房子，地基都是城墙上的砖石，谁管谁呀？前些年，有管文物的来量过，还是让我们搬家，多给搬家费，说是要重修古城。就那么一阵风，刮过去就没音儿啦。还听说南方的大老板相中了这地方，要出大价钱买这块地，后来也没信儿了。往后，就再也没人提了。一直到现在，就变成这样子了。”“那古城墙一点儿也没剩下吗？”“剩下点儿，铁丝网里围着呢。”
原来如此。作家又返身钻进铁丝网，在蒿草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这才注意到，铁丝网里要比外边高，原来脚下就是倒塌的城墙，可没走多远就到了尽头。
古城面目皆非，破败如此。若没有老榆树脚下的那块“宁古塔将军驻地旧城遗址”石碑，谁能想象得到，3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东北地区的重要行政中心呢？
作家脚下的残砖碎石，都好像一双双会说话的眼睛，纷纷在诉说∶ 这就是你要寻的宁古塔。可在作家眼前，宁古塔何在？名何来？
事实上，宁古塔并无塔。300年前，江南学者杨宾在《柳边记略》一书中说∶“宁古塔志铭，不知始于何时，宁古者汉言云，塔者汉言个。”同时期的文人张晋彦在《宁古台》一文中说:“宁古塔者，命其地也。其山之曰台，塔与台音相近也，或以山形为台，故名。”宁古塔之名是由周围6个若台子的小山而来。本来，这已无异议，可后来却与努尔哈赤的“六祖”联系起来。说是努尔哈赤的祖父兄弟6人曾居此地，故称为宁古塔贝勒——6个王爷简称宁古塔。清初，宁古塔流人吴兆骞之子吴振臣在《宁古塔》记略中说“相传昔有兄弟6个，各占一方，满洲称6为宁古，个为塔，其言宁古塔，犹言 6个也。”
封建帝王们喜欢把自己的先人，自己的出身弄得神乎其神，披上神话色彩，让臣子和百姓们觉得他们异乎常人，他们是天皇派来的神，臣子和百姓们要绝对服从他们的统治。如此想来，把宁古塔与努尔哈赤的“六祖”联系起来也就不奇怪了。
海浪河潺潺流淌，注入滚滚的牡丹江。它那“汩汩”的流水声，如歌如泣，似乎在向作家诉说着这里的变迁，这里的水患频发而让人弃城搬迁的经过。
史料上说宁古塔因受水患而搬迁，作家踏上这片土地就注意寻找那给它带来水害的河流。一路走来，除一条不起眼的小河，始终未见史料上所言的海浪河。旧城遗址，东南皆人家，北侧一马平川，哪有什么大河呢？出铁丝网，到遗址西北角，一切才明白:一条浅浅的河流，静静的卧在那里自言自语，喋喋不休。还是那位老者指着它告诉作家:“这就是海浪河，过去也称孩浪河、海兰河。河不宽，10步8步就能跨过去。”河水缓流，由西向东，又拐了个弯儿，直奔牡丹江而去。
古时的人们泽水而居。水养育了人，也给人带来灾害。就这条看似不大的河流，几次泛滥成灾，害的宁古塔一片汪洋，绵延数里。康熙3年（1664年）4月，将军巴海组织军民在距旧城25公里的牡丹江畔（今宁安市）建新城。2年后，新城具雏形。巴海才率众百姓迁住新城，把宁古塔遗弃。
因为这条名气不大的海浪河，才有了今天的人口众多、繁荣兴旺的宁安市。更因为它，旧的宁古塔将军府从此衰败下去，本应该成为一座繁华城市的地方，今天只是一处小小的村落。
也许人们会想，在这偏远寒苦之地，筑建这样座城干什么？每一座城，每一座要塞，都有它诞生的理由和存在的意义。特别古时的边疆地区，每一座城的建筑，都与当时的安全和边疆的稳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这座城就是为防范外敌入侵而建的。事实上，大清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宁古塔就是抗击沙俄入侵的大本营。宁古塔将军的任务，就是管理和保卫大清在东北这片广袤的领土。
天空中飘来一片云，越聚越厚。风儿歇了，树儿静了，下雨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山野，拍打着树木，也拍打着作家的全身和心灵。仿佛云雨里有个声音在诉说:有一伙黄毛蓝眼睛的沙俄匪徒曾经来过。有一个叫沙尔虎达的人驱虎豹，打财狼，把沙俄劫匪打回老家。终因积劳成疾，病逝在将军府。他的坟头就在海浪河边......
宁古塔最早见于文献是在《清太祖实录》，明万历38年（1610年）: 上命巴图鲁额部率兵1000人，往东海孱集部之那本都鲁、绥芬、宁古塔......征服那里的女真部落，管理边疆实务。至皇太极改国号大清时，任命吴巴海为宁古塔总兵。吴巴海需要个办公府邸，便在宁古塔设将军府，并在这里驻守。管理包括今吉林、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外兴安岭、库页岛一带广大地区。宁古塔也成为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成为了当时的盛京（沈阳）齐名的北方重镇。
此时，东北边疆已不稳定。将军南下，战事紧张，无暇顾及东北边疆。本来离中国十万八千里的沙皇俄国，借机对中国的黑龙江流域进行骚扰和侵略。先是一个叫波雅科夫的匪首率领一些哥萨克人侵入中国达斡尔人居住区，疯狂劫掠，烧毁村庄，杀我百姓。顺治7年（1650年）又有哈巴罗夫匪帮窜扰黑龙江，抢占了中国的雅克萨城，野蛮屠杀中国百姓，民不聊生。
顺治9年（1652年）2月，忍无可忍的清政府今宁古塔将军巴海率部进军，战于乌扎拉村，打死沙俄侵略军100多人，打伤78人，就此抗击了沙俄的侵略。同年7月，清廷命副都统沙尔虎达率部驻防宁古塔。第2年，为加强宁古塔地区的防御力量，清廷将其建制升格。命沙尔虎达为都统，他也成为宁古塔第一位都统。沙尔虎达出生于黑龙江中游虎尔哈地方的苏完部。20多岁时，随父投归征战女真部落的努尔哈赤，屡立战功，成为清初名将。
听说能征善战的大将军沙尔虎达镇守宁古塔，饱受沙俄侵略军蹂躏的达斡尔等族的部落头人纷纷前来请求保护。沙尔虎达依形势需要，在各部族中编户设官，统一管理，训练武装，积极备战，多次击退入侵的沙俄匪军。
最著名的一次战役，发生在顺治15年（1658年）春，当获知沙俄匪军斯杰潘诺夫带领 500名匪兵，乘船在黑龙江上抢劫，并闯入松花江时，沙尔虎达果断出击。一场激战，500多名沙皇匪徒被击毙获生擒，匪首斯杰潘诺夫也被打死。这一仗打出了大清帝国的军威和国威。
不久，积劳成疾的沙尔虎达在宁古塔病逝，其子巴海接替父亲的工作。虎父无犬子，巴海果然不负众望。顺治17年（1660年）夏，一伙沙俄匪徒又窜犯黑龙江下游地区。巴海率军在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以东的古法坛村伏击匪军，斩首60多名，匪徒溺水死亡甚众，残敌望风而逃。康熙3年（1664年）春，巴海在乌拉苏密又一次重创了沙俄匪军。俄匪谈“巴”色变，不敢和他正面交锋，纷纷撤退，侵入黑龙江流域的俄匪一度被肃清。
侵略者的胃口是永远填不满的。几年后，好了伤疤的俄匪又趁清廷忙于平定叛乱之际，侵占了中国许多土地，并在雅克萨构筑寨堡，设置工事，以此为据点，不断对中国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进行骚扰和掠夺。清廷多次谴使进行交涉，警告，均无奏效。康熙帝认识到，不把侵略者打痛，他们就不会收手。康熙15年（1676年），为便于军队调动和物资筹集，宁古塔将军移防吉乌拉（今吉林市）。
康熙22年（1683年）9月，朝廷调动兵马，进攻盘踞雅萨克的沙俄匪军。宁古塔副都统、第一位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宁古塔的1500兵力参加战斗。狠狠的教训了沙俄匪军，迫使其逃离雅萨克城。康熙24年（1685年）秋，清军再次发起对重新占领雅萨克城的沙俄匪军的战斗，824名俄匪，战死病死甚多，最后只剩66人，眼看全军覆没，沙俄政府不得不撤军，谴使议定边界。于是，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历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确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为中国领土。尽管清政府在领土上做了较大的让步，但基本上还算是平等条约。
平等和平是打出来的。正是有了立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才赢得了70余年的国家太平。300年前的宁古塔之经验教训，值得21世纪的国人深思。自古以来，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如果敌人敢于挑起战争，只有把敌人打痛、打败，他们才会乖乖地回到谈判桌上来。弱国无外交，贫穷不等于软弱。光靠嘴皮子不敢亮剑，是吓不走侵略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