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这番话，我见大人们对我刮目相看的样子，便更得意了，摆起一副大人的模儿样，摇头晃脑地说：“你们这些大人啊，就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喽，你想想，咱家乡的菜拿出一个来都会叫老外们瞠目结舌的，可别瞎伤脑筋啦！”说完，我又做了个鬼脸，一溜烟似地跑了。

1968年，红旗村四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生产队长一看他们的样子就犯愁了，该分配点儿什么活计让他们干呢？此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村里拿十分工的男劳力们，都在水田里打着牛耙地。虽然他们四个都是男劳力，可一下田，脚陷在稀泥里拔不动不说，那牛尾巴一甩，泥水糊在眼镜上，别说是吆喝牛了，就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

没办法，生产队长只好把他们送到妇女队长那里，让妇女你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使锄头，怎样区分杂夹在谷苗中的杂草。可晌午的时候，生产队长打地头经过时，见妇女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围着他们叽叽喳喳地看稀罕。生产队长上前一问，一个碎嘴子女人一边笑着在垄沟里打滚儿，一边说：“这是些啥高中生哟？比牛还笨！教他们千百遍了，愣是分不清哪是谷苗、哪是杂草。不信你看吧！”生产队长一看，可不，一垄垄的谷苗，被他们锄得缺皮少毛，杂草却一根没动，稀稀落落的像长了秃疮似的。生产队长气不打一处来，就把他们四个像赶鸭子似的，从地里轰了出来，边轰边嘟囔：“愁死我了，你们到底能干啥？”恰在这时，有几个放牛娃赶着一群牛打地头经过。生产队长一见，脸上顿时多云转晴：“这几个孩子马上就要复学开课了，正好，你们放牛去吧！”

他们四个一听就来了精神，拍着胸脯保证：“我们一定能放好革命的牛！”果然，四个人一大早就把牛群赶上山坡。没过多久，就从山上传来阵阵的悠扬清脆的笛声。正在田间劳作的社员们一听，一个个伸起了腰，一脸稀奇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怪了，村头的大喇叭还没开，这是哪儿来的这么好听的曲子？可是，刚开始还好，没过一会儿就溃不成调了。只见一群牛从山坡上撒着欢儿往村里跑，把他们四个夹在牛群里，左栏右挡也无济于事。生产队长连忙从田里跑了出来，一声吆喝，牛群才听话地停下来。

原来，那天他们一听说让我们放牛，便私下里核计：“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给高中生丢脸了，一定要把牛放好。”可是，怎样才能把牛放好呢？极有文艺细胞的牛哥头脑里一下子闪现出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一个画面：在一个水墨画般的山群里，一个牧童在萧萧的春雨之中，横着一个短笛，坐在牛背上，牛儿正安静悠闲地吃草。看来，要想放好牛，就得学会吹笛子。于是，他们三个推选牛哥专门去镇供销社买回四支竹笛。幸亏他们四个在学校都是文艺骨干，唱革命歌曲是强项，吹拉弹唱也样样精通。便临时抱佛脚，练了半宿《公社是个长青藤》，《学习大寨赶大寨》等歌曲……没想到竟事与愿违！这是咋回事呢？书上不是说：牧童横短笛，牛儿吃草忙吗？可我们吹笛咋就不灵了呢？

生产队长听了他们四个的讲述，真是哭笑不得，瞪着眼珠子骂我们：“你们真是书呆子，咱们队里放牛都是拿笛子发信号，一声短，示意赶牛出圈；一声长，表示赶牛下山。方得你们想得出，对着牛群吹这么长的曲子，牛不往回跑才怪呢！”田里的社员们一听，一个个笑得人仰马翻，笑得我们四个红头涨脸的，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生产队长见我们挺有自尊心的，就从田里喊来了一个老牛倌，让他带他们三天，又转过头来用激将法激他们：“如果连放牛都学不会，那就一边凉快去吧，就当生产队养了四条没尾巴的牛！”

在老牛倌的言传身教下，他们总算顺利地把牛赶上山，牛儿也饿了，吃起草来不抬头。他们难得有半日的轻松，就一人抱着一本书，找一片树荫埋头读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牛哥突然听到一阵狂哞，抬头一看只见两头最强壮的牤牛斗起来了，牛群也分成了两拨，围在两头牛的身后哞叫助阵。这还了得，他们连忙拿起鞭子赶了过去。可上前一看，那两头牛斗得性起，瞪着血红的牛眼，四只角抵在一起，头撞得咣咣响，已经撞得血肉模糊却还叫着劲，八只蹄子刨得沙土横飞。这下子他们可慌了神，这两头牛是生产队的宝贝疙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几个可没法儿交差了，急得团团转，就是不敢上前。好在牛哥有主意，从背包里掏出纸和笔，伏在地上画起了力学分布图：“这两条牛都有上千斤的蛮力，要是鲁莽上去，那弯刀似的牛角只要轻轻一挑，他们可就成了它俩的牺牲品了。”“那怎么办？”“看来只能智取！他们分成两组，拿着鞭子悄悄从牛屁股后摸上去，套住对面那头牛的角，再回身借着它的力，轻轻地一拉，四两拔千斤，牛不就分开了吗？”

他们一听言之有理，便在牛哥的指挥下，像小偷似地开始行动了。二胖子刚靠到近前，还没等把辫子往牛角上套，就见牛一扬蹄子，把他蹬的四仰八叉，摔了个后滚翻。牛哥见了，吓得不是好声地叫：“快来人哪，出人命啦！”

正在田里劳动的社员们听到喊声，撒丫子似地跑来。生产队长一边吩咐社员把二胖子送回大队医务室包扎伤口，一边捡些枯枝烂草，打成一个团，燃起一个火把，轻轻地往两头牛之间一抛，它俩见了掉头就逃，一场斗牛大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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