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何满子（1919～），浙江富阳人，杂文家、学者。著有《论<儒林外史>》、《画笺十年》等。

作品正文：

报恩寺

从上海到别的城市，一出车站、机场或码头，第一个感觉是“这里真清静”。五十年代初那阵，初到北京、天津、广州这些如今也已闹哄哄的大都市，印象都如此。而苏州，则在清静之外，还须加上古朴的感觉。出车站过桥进平门，踏着的便是石子路。这些卵石铺成的街道，可能还是明朝或清朝始筑的。除了观前街一带是平整的柏油马路外，其余几乎全是石子路，小街小巷则是石板铺路，与通出去的石板桥构成统一的古朴景观，和我童年时到苏州所见的并无两样。像苏州这样规模的城市，二十世纪中叶仍保留着这种“古装”的，全国大概也只有无锡等少数江南城市才是如此。比如：与苏州齐名的地上天堂，敝乡杭州在二十年代就已不大见得到石子路了。我的一位政治研究院的学友，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教授就对脚下的石子路发过感叹：“这里还是石子路，北方是看不到的，真怪，可是很有味道。”

政治研究院设在北寺塔，这里所说的是院部。我们的住处和活动地则是寺对面的一排平房院子，学员都是华东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只有少数是华东各地民主党派的头头。校院长级的知名人士就有不少。和我同住一室的就有两位学院院长，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张维华教授；一位是之江大学财经学院的院长胡继瑗。此外，学友中还记得有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嘉德，南京大学什么院长孙本文，还有现已记不起名字来的沪江、大夏、持志等大学的校长、教务长、院长多人。总之，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绝非浪言。

与我同来而交往有素的有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贾植芳教授和书法家、诗人、当时隶名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潘伯鹰教授。我之所以要提到上述各位，是因为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在一起逛街，一起泡茶馆，一起喝两盅；礼拜六中午，则一起乘火车回上海，礼拜天又一同乘夜车回苏州。幸亏当时还相当宽松，不然是有被视作“小集团”的危险的。

当时的生活日程大抵是每周有两到三次听大报告，至今还想得起的是一次听院长匡亚明讲学习宗旨之类；另一次是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冯定讲哲学。其余讲题和主持人全已忘记，讲的东西当然已全部缴还得一点不剩。听报告以外，上午如不听讲就是小组讨论，下午则是每天两个小时的自学，听报告那天的自学时间则改为讨论上午的报告。下午三点以后是自由活动，也就是我们游逛的时间。因此，除非下大雨或特殊情况，很少在院里晚餐。至少贾植芳和我，五个月之间总共在院里晚餐不上十次。

听报告和进餐都在报恩寺的大殿，进食时真像寺里的和尚开斋，学员里当真还有一位僧人，是上海某寺的高级职事僧，属于民主党派人士的统战系统，说能在报恩寺学习真是“有缘”。食堂里专为他开素食，但进食前没有佛门弟子的祝祷仪式，而且也穿中山装，不戴帽时才能从光头和灸疤上认知他的僧侣身份，此外则是讲话时常带“阿弥陀佛”。那么些人在北寺塔居留那么些日子，只有他一人曾登上塔顶的第九层，此外大概没有第二个。他老是劝人上去看看，说：“远眺太湖，阿弥陀佛，真漂亮啊！”

来源：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