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重庆资深的新闻同行说，“我悲伤，在我们这里，对记者的管理还不如对待下岗工人。我们忍受屈辱和泪水，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依旧穿梭于滚滚红尘为别人叫屈鸣冤。”

因劳动争议案将曾经供职的报社告上法庭的记者李玉霞称，她是由于写曝光稿件，得罪了报社的广告大户。该广告大户对报社施加压力，报社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强迫她辞职。

“我的问题绝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它具有普遍性。”李玉霞说。

李玉霞一语道破了记者的苦衷。

最近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焦点访谈》为什么没人愿意看？说到底，就是“焦点”换位，没有“焦点”，不招人看了。往昔的辛辣没有了，楞角不见了。细打听，据说是“说情风”盛行。记者吃了千辛万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采来的有新闻价值的素材，还没有来得及制作，台领导早已接到电话，一番解释，一番说明，一番讨价还价，便不了了之了。你有何办法？不看僧面看佛面，中国的国情啊，只能“理解万岁”吧。

媒体是人才流动较快的行业，聘人与解聘人都非常简单。目前好多新闻媒体聘用编采人员都不签合同，不上社保，不享受假期，没有加班费。一些地方报社欠编采人员稿费的现象很普遍，已成为不是“秘密”的“秘密”。前任总编走了，现任领导仍旧拖欠，真不知拖欠到何时才罢休。

当记者的替平民百姓争权益时说得条条是道，可是轮到自己时都无能为力了。能在媒体上说自己的新闻单位没有有效的劳动保障吗？能说单位没有和自己签订劳动合同吗？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哇，嚼吧嚼吧往自己肚里咽吧！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吧！

第三个感受就是职业风险大。

记者除了在身心上遭受强大的压力外，还因为职业的特殊性，承受着各种潜在的危险。近几年，记者被威胁、被打、被冤枉入狱的新闻屡见报端。记者已经成为风险较高的职业。

如今的记者面对的还有更多更极端的危险：福州晚报记者顾伟因采访“老虎机”问题，其住宅遭枪击；山西青少年报刊社记者高金荣在第一个披露了给运城地区带来两亿多元重大损失的工程后，被投入监狱；在采访南丹矿难时，几名广西当地的记者曾受到生命威胁；某报记者陈琳与某名人打官司输掉后自杀未遂，在2000年成为业内议论的焦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在采访山西一家焦化厂环境污染问题时，被该厂厂长屈打的事件也炒得沸沸扬扬……以上种种，为新闻同行输不起官司而汗颜，更为记者不公正的地位鸣不平！

是脆弱的记者、是地下的收入、是恶劣的传媒环境，把一个被人们称为“无冕之王”的新闻同行沦落到这种卑微的地步。这对整个记者群体来说，都没有光彩可言。

说句心里话，哪个记者不想写出有影响力的报道？可记者们的正义行为，有谁能给他们提供一个保障？在百姓遇到困难或有冤情的时候，找记者的甚至比找有关主管部门的还多。可是记者其实什么都不是，记者不是官员，也不是法官，手中没有任何权力，所拥有的仅仅是一支笔！可职业的责任感，真不忍心看到有人向记者叩头求助，真不忍心看他们无助的失望的眼光！好在《新闻法》已经出台，让新闻同行看到了曙光，中国的新闻事业大有希望。

退休后的刘国林不甘平庸单调的生活，他仍然精力充沛。他对习总书记讲的“撸起袖子，加油干！”这句话，印象深刻，感觉就是对他说的。他要重新起步，做一番努力，发挥自身的特长，把余热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奉献给社会。

刘国林针对全市中小学教师的作文教学不得法，不知道怎样解决作文教学中“写什么”，“怎样写”的问题。办起了《作家刘国林作文大课堂》。通过研究教学大纲，掌握中小学作文教学的重点。然后又翻阅了小学3——5年级语文课本，初中1——3年级语文课本，初步掌握了“循序渐进”的教材编写方法。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了《手拉手作文100讲》的教材编写工作。

按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方法，分写景、状物、记事、写人四大类别，将自己在全国各地发表的上千篇作品中，选出比较满意的100篇作品。这100篇作品都是在国家或省级获奖作品。

编写重点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侧重地域性，向乡土教材靠拢。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愿意听，感兴趣，实现快乐作文。

这100篇课文，有100种开头方法，100种结尾方法。突破旧的作文教学框框，从写作手法和修辞方法入手。比如文中有哪些场面描写、人物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等等。学生掌握了开头和结尾的写作方法，又掌握了文中的写作手法，就知道怎样下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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