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盘很沉，丁尼力气小，她搬不起磨盘，只好用尽力气，把磨盘缓缓地拖到门边。磨盘在地上移动时，发出轰隆的响声，在这个寂静的小山村里，这轰隆的响声传到了山村的每一户人家。各家各户的男主人们，在床上听到这磨盘移动的声音，就会笑着对枕边的女主人说：“你听，丁尼妹子正忙着拖磨盘去抵门呢。你说说看：现在我和你，是不是也该找点事情做做了？”

每一回，当丁尼用磨盘抵好门之后，她都会高声对隔壁房间的杨老倌说道：“杨伯伯，半夜里你要是听到我们家的狗叫，你就大声喊我起来。”

杨老倌家的狗从来没有在半夜里叫过，丁尼在杨老倌家住得很安全。

杨老倌为此感到很是得意。蒋力三天两头往杨老倌家里跑，对他的工作大加赞赏。蒋力经常请杨老倌喝酒，一喝酒就喝好酒，不是德山大曲，就是常德大曲，不是常德大曲，就是武陵大曲。喝到脸红脖子粗的时候，蒋力就拍着杨老倌的肩膀说：“杨老倌，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现在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同志、伙伴，为了守住丁尼的身子，我们要并肩协作，不畏艰险，战斗到底！”

接着，他又朝杨老倌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杨老倌，这段时间，你干得不错！你宝刀不老！雄风犹存！希望你再接再厉，争取更大光荣！来，我们干一杯！”

由于没有儿子，多年以来，杨老倌在生产队里受了许多窝囊气。自从丁尼住到他家以后，蒋力三天两头跑到杨老倌家里来给丁尼画像，杨老倌经常和蒋力肩并肩地在生产队里走来走去，逢人便说：“这位蒋门神是我的好兄弟，他爹是省公安厅的大干部。”

说这话时，杨老倌的腰杆挺得比门板还直。

每一次，蒋力请杨老倌喝过酒之后，杨老倌从饭馆回来的时候，他并不是马上直接走回家去，而是喷着满嘴的酒气，昂首挺胸，在生产队里走来走去。生产队的社员见了他，便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说：“杨老倌，今天又出去喝酒啦？”

杨老倌似乎显得很无奈地回答说：“唉，没办法，我革命战友请我喝酒，我不能不给面子。”

社员又问：“你战友今天请你喝什么酒？”

杨老倌豪迈地高声回答：“武陵大曲。”

社员好像吓了一跳似的喊道：“啊哟！武陵大曲！要五块钱一瓶哪！”

杨老倌拍拍手说：“没办法，我战友就是要用好酒招待我。我跟他说：来一瓶红薯酒就行了。我战友说：红薯酒怎么行？用红薯酒招待革命战友，这要说出去，我面子上挂不住，我公安厅那个爷老子的面子上也挂不住。”

社员又低声下气地说：“杨老倌，我跟你同在一个生产队，今后我要是遇上了什么难事，还要请你那位革命战友帮忙哟。”

杨老倌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说：“谁要欺负你，你跟我说一声，老子帮你摆平。我战友的爷老子同公安厅的领导在一个桌子上喝过酒，我怕个卵！”

不过，蒋力还是不放心。

有一回，我绕道去看他，他忧心忡忡地跟我说：“唉，丁尼现在很危险。我睡不好觉啊。”

我说：“有了杨老倌两公婆，还有他们家的狗，还有那磨盘，再加上你，再加上丁尼穿三条裤子，再加上丁尼枕头下的菜刀，所有这些都不能守住丁尼的身子？”

蒋力说：“可以守住夜晚的丁尼，但不一定能守住白天的丁尼。因为，丁尼现在已经被人惦记上了。”

蒋力告诉我，惦记丁尼的人，是珠日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李山。

其实，李山惦记丁尼已经好几年了，远在蒋力下乡之前。

李山这个人长得比蒋力客气多了，除了头顶上的头发稍微少了些，其他方面堪称完美。李山工作能力强，没有官架子，全公社的社员、知青们有了难处，只要找他帮忙，他总是竭尽全力帮忙。李山理论水平高，能说会道，作起报告来滔滔不绝，不看稿子也可以讲几个小时。

李山一年到头很少呆在办公室，大部分时间都在各个生产队搞“三同”。全公社的漂亮女知青，李山了如指掌。李山最喜欢到漂亮女知青多的地方去搞“三同”。斋阳大队木鱼生产队是李山来得最勤的地方。木鱼生产队的社员们曾对丁尼开玩笑说：“丁尼呀，你看，为了你，李书记把我们生产队的田埂都踩出槽沟来了。”

李山很喜欢找丁尼谈心，让丁尼向他汇报思想。他们两人站在田埂上，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在这两三个小时里，一直都是李山在说，丁尼在听。李山说得满头大汗，丁尼咬着嘴唇，漠无表情。

有时候，在夜晚的政治学习结束之后，李山让丁尼留下来，他要在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室里，同丁尼单独谈谈刚刚学过的“两报一刊”社论的心得体会。这时候，丁尼就会说：“李书记，你稍等一下，我回家去拿样东西，回来再听你说。”

等丁尼急匆匆返回活动室的时候，李山看见丁尼手里拿着一把剪刀。

李山问：“你拿剪刀干什么？”

丁尼说：“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

李山曾经满腔热忱地要培养丁尼入党，推荐她参加临澧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推选她为常德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可是，这种种好处统统被丁尼拒绝了。

珠日公社的知青陆陆续续返城了，木鱼生产队，斋阳大队的贫下中农多次推荐丁尼招工，结果到了李山那里，丁尼被卡住了。

有人为丁尼抱不平，当面质问李山。李山给出的理由是：“不是我卡她，实在是因为她的成份不好，哪个招工单位都不敢要她。”

丁尼的父亲曾是国民党的一名军医，在湖南和平解放时，随陈明仁的部队起义，解放后在长沙的一家大医院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丁尼的父亲被揪了出来，戴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遣送回原籍，到汉寿县石板滩公社劳动改造。

但是，贫下中农仍然积极推荐丁尼，最后一次，木鱼生产队的全体社员联合署名，并且按了手印，一致推荐丁尼招工，结果，丁尼还是没走成。有社员私下里劝丁尼：“有好多成份比你高的知青都走了，你为什么这么犟呢？难道你要在这里待到六十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