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产队长的指责，我无话可说，因为包谷的确被偷走了不少，而且，这些包谷不像是被野猪偷吃的。我感到十分疑惑：在这荒山坡上，是谁偷走了包谷呢？

有一天深夜，我在包谷地四周巡视几圈之后，回到茅棚，竟然发现一条大汉仰面躺在我的床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将他摇醒之后，我同他攀谈起来。原来，他是桃源县八字路公社的社员，因为嫌在生产队出工不自由，所以外出搞副业，游走四方，专门收购猪鬃。

我向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从贵州的夜郎中学语文老师，一步步沦落到此地守包谷的经历。

收猪鬃的汉子听了以后大为惊讶，不停地叹气。

接着，我向他提出了自己多日以来的疑问：“你是本地人，你帮我分析一下：这深夜燃烧的青草堆是怎么回事？我床底下的血迹是怎么回事？我日日夜夜尽职尽责看守包谷，包谷怎么还是被偷走了这么多呢？”

收猪鬃的汉子望着我，诡谲地笑了笑，说：“你要知道，你看守的是包谷。如今这年头，包谷是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是好东西；只要是好东西，总是会被人惦记；一旦被人惦记，你就很难守得住。”

我不满意他的回答，我又继续追问：“我茅棚后为何会燃起一堆青烟？床底下的血迹是怎么来的？”

对我的疑问，收猪鬃的汉子始终避而不答，他反而给我讲起了他在外面收猪鬃的经历——

我是个收猪鬃的。

虽说我身上揣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开具的各种外出搞副业的证明，可我还是经常不得安生。为什么？因为有许多人惦记我这份副业。且不说同行之间的竞争使坏，就连那些田里劳动的社员也恨我。每当我走在田埂上，那些在田里插秧的，割禾的，扯稗草，喷农药的，他们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似的七嘴八舌地议论道：

“你们看那个收猪鬃的，穿得像个干部！”

“他狗日的就是八字好，我们弯腰在田里插秧，他空手空脚在田埂上走得多轻松。”

“我们搞双抢的时候，他坐在树荫下抽烟。”

“我们在政治夜校听现话的时候，他躺在被窝里睡觉。”

“我们一年忙到头，手里没有一分钱，他的钱包胀得鼓鼓的！”

“他倒是像当皇帝一样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这些做奴隶的，一年到头被捆绑在田里。”

“你看他身上那件白衬衫，干干净净的，一颗泥点子也没有。哪里像我们这些在田里劳作的泥猴！我们一年忙到头，结果还是个超支户；他这个土匪只要轻轻松松出去转几圈，就发了大财。”

为了发泄他们的不满，他们会把田里的稗草连根拔起来，恶狠狠地砸在田埂上，稀泥就会飞溅到我身上。看到我狼狈不堪地飞起脚板逃走，他们就会在田里哈哈大笑，一边骂道：“你这个收猪鬃的土匪，快快躲到山上去吧。”

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穿干净衣服出门，要是遇到社员们在田里劳作时，我总是远远地躲开。

但是，有些人你是无论如何也躲不掉的，比如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你不但不能躲开他们，你还得主动给他们送烟，请他们吃饭，不然你开不到各种证明。这些干部们认为像我这样外出搞副业的，一定赚了不少钱；他们一旦惦记上了我的钱，我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

公社武装部的何部长就曾经咬牙切齿地对别人说：“我一个公社干部，一个月才拿三十多块钱的工资，还比不上一个收猪鬃的；那个收猪鬃的经常请干部大吃大喝，吃得连眉毛都往下滴油。”

其实，他哪里知道，我的钱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生病了也只有自己扛着，不敢去医院看病。一年只理一次发，外面的人见我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还以为我是个疯子。

社员们惦记我的轻松，自由，他们只能往田埂上扔稀泥砸我。何部长惦记的是我的钱，他会找各种办法榨我的钱，他的能耐比社员们大多了。为什么？他掌握着国家机器嘛。每次遇到我，他都会笑嘻嘻地搜我的身，就连我缝在棉衣里的钱也被他搜了出来。他还会带着民兵深更半夜跑到我家来个大搜查，说我家藏有发报机，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就连我堂客藏在腌菜坛子里的一点钱也被搜走。

当然，如果只是搜身，抄家，我还有办法对付他。毕竟，一个人藏钱，一百个人搜钱，也未必能把藏的钱全部搜出来。最可怕的是何部长动用国家机器，他会说我收听敌台，散布反动言论，偷猪鬃，以各种借口把我送进学习班，用竹板抽我，逼我说出藏钱的地点。最后，为了省去搜钱的麻烦，他干脆规定：我每个月必须交十块钱给他。

其实，何部长比我有钱多了。他的工资不高，但特别耐用，他平时戴二百多块钱的手表，穿的确良衬衣，经常跑到公社下面的各个大队、生产队去指手划脚地指导一番生产。下面的人招待他，顿顿都是七碗八碟，有酒有肉。全公社十天半月一个圈转下来，回到家时，口袋里依然揣着出门时带的半斤粮票和五毛钱。

你想想，像何部长这样的人，他一旦惦记上了我的钱，我的钱还能藏得住、守得住吗？不要说钱，就连你的思想，哪怕是一个念头，也休想藏住。

唉，不说何部长了，我再跟你说另一个人。

临澧县珠日公社斋阳大队石桥生产队有一个长沙来的知青，名叫蒋力。在我结识的所有人当中，蒋力都算得上是一个怪异的人。此人身材魁梧，满脸横肉，两颗门牙露在外面，好像野猪的獠牙，看起来杀气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