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我丈夫负伤了，我随他回到了汉寿县老家。土改那年，我夫家彻底破了产。划分成份时，村子里还是蒋姓的堂兄掌权，我夫家当时已经没有田产，只剩一栋老宅，按理应该划分中农。但是，这们掌权的堂兄出于一番好意，将我夫家划为破落地主，因为破落地主可以分到田土。

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个“破落地主”的成份，以后会给我们一家带来终身的厄运，不仅让我担惊受怕一辈子，还危害到了我的子女。

很快，蒋家嘴土改时的打人杀人，就吓得我们晚上睡不着。有的地主被吊在树上打，有的在批斗时，被台下的群众用扁担打死。还有的地主被用麻袋装起来，绑上大石头，沉到了江里。

我丈夫从小在外面读书，后来又在外面当兵，他这个“破落地主”在当地没有民愤，更没有血债，我这个地主婆虽说是蒋家嘴的媳妇，但在那里住的日子并不多，与当地人无冤无仇。不过，我们还是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的五个孩子也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最后，我决定将全家迁往常德。

常德娘家没有我们的住处，百泰堂的房子已经被我的哥哥嫂子们占据了，我们只好在德山租一处房子住下来。但是，一家人生计没有着落。我丈夫身有伤病，再加上他面子薄，放不下架子，找不到事做。全家靠我四处行医糊口。后来我一狠心，把我的两个女儿放到穷人家去做了童养媳。

常德城里搞公私合营的时候，我靠着娘家的关系，进了中医院工作，分配在制药室上班。当时，我万分高兴，心想：“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再也不要去当游医了。”

有一天，我和几个职工正在制药室制药，忽然有几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人指着我手里的白芍说道：“呵，这白术看起来很地道啊。”

我纠正他说：“这不是白术，这是白芍。”

那个人怔了一下，说：“看起来明明就是白术嘛，怎么会是白芍呢？”

旁边有人向我使眼色，可我还是说：“白芍就是白芍，怎么能说成是白术呢？这是中药，不能随便混淆的。”

那个人笑了笑，说：“你呀，你真是内行人。看来，我是个外行。”说完，他走了出去，其他几个人也跟着走了出去。

我旁边的一个职工小声告诉我：“这个人是新来的中医院书记，你怎么能跟书记顶嘴呢？”

我满不在乎地说：“他说错了嘛。药可是人命关天的东西，出不得半点差错。”

没想到，从此以后，我经常处于紧张的人际关系之中，医院的领导经常在大会小会上含沙射影地批评我，医院的职工一个个见了我，脸上都会露出异样的神色。

后来，运动来了，我被勒令站在台上挨批斗，头上戴着一顶用报纸做的尖尖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地主婆”、“坏分子”。有人高呼口号：“这个国民党军官太太，反动军官家属，她不老老实实，我们就叫她灭亡！”

我的小女儿就站在台下陪斗。医院的职工在发言中，还把我小女儿牵扯进去了，她们说：“这个地主婆，以前四处当游医，赚了很多钱，她的女儿穿的都是丝绸衣服，从小过的就是资产阶级生活。”

后来，批斗会升级了，我在批斗会上被人打了耳光，嘴角流血了，我戴的高帽上写有“五类分子”这个新的封号。

我这个“五类分子”受到政府的管制，经常要到派出所去接受讯问。

在中医院过得很压抑，我干脆辞去了医院的工作。

这一年，我的丈夫去世了，撇下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我该怎么活呢？

我母亲看我处境艰难，就让我带着小女儿从租住的德山，搬到了百泰堂老宅。这老宅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他们都不欢迎我的到来，说什么“泼出去的水怎么往回流？”

我的几个嫂子天天指桑骂槐，希望把我和小女儿逼走。

在这个时候，我的小女儿又给我惹祸了。有一次，她把我的银饰盒拿出来玩。银饰盒里有一个玉镯子和一个金链子，邻居家的孩子看见了，就告诉了她家里人。她家里人就跑到派出所去举报，说我家里藏有黄金。

派出所的人跑来了，把百泰堂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搜到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把我抓到派出所拷问了好几天，说我丈夫在国民党部队当营长，在蒋家嘴一定藏了不少黄金。

从派出所回来，我把小女儿狠狠打了一顿，扫帚都被我打断了。

百泰堂的人再次联合起来，威逼我母亲，要把我和小女儿赶走，

说我这个地主婆“把百泰堂染黑了。”

我只好带着女儿搬了出来，重新开始租房住了。

三年苦日子到来了。我在常德县农村四处当游医。到处都是饿得浮肿的人，我想起了祖父当年对我讲过的话。我开始吃南瓜藤，吃棕榈树籽，吃土茯苓，我还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给我的儿女们吃。

我的大儿子在蒋家嘴造纸厂谋得了一份工作，他在那里谈了个女朋友，女朋友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我大儿子是地主子弟，能娶上贫下中农子弟，我认为这是天大的喜事。女方家邀请我这个未来的亲家去作客。

我到了蒋家嘴，大儿子带我去他女朋友家。没想到，大儿子却把我带到了我自己的婆家。

我问大儿子：“怎么把我带回自己家里来了？”

大儿子说：“这里以前是你的家，土改时，这栋房子被分给我现在的岳父了，所以，这里现在不是你的家，是你亲家的家了。”

走到老屋前的沅江边，看着这栋气派的老宅，我的心情就像沅江水一样不平静。我想：“三十多年前，我这个常德城里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就是坐着花轿嫁进了这栋房子里的呀。那时候，我是这栋房的女主人，我在这里侍奉公婆，在这里生下了五个孩子。现在，丈夫死了，两个女儿也送人了，我自己居无定所，无家可归。自家的房子怎么就成了别人的呢？”

我的亲家知道我曾是这栋房子的主人，可他们接待我时，丝毫也没有不安和尴尬，心安理得地以主人的身份招呼我。亲家公笑嘻嘻的，两颗爆牙露在外面。我想：“当年，他大概就是凭着这两颗爆牙，把我的老宅挖走的吧。”

我的大儿子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在我耳边悄悄说：“我选择跟这户人家结亲，目的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夺回来。”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居委会的陈主任每天到我家训话，要我小女儿下乡。我小女儿躲了起来。陈主任找我要人。我不交人，她就收缴了我家的购粮证，停止了我家的口粮供应。这一招最狠毒。没办法，我小女儿只好下乡了。她到桃源县的菖蒲公社插队落户。

不久，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封号，叫二十一种人。常德城里的游街，示众，每一次都少不了我。城里十天一次戒严。每次戒严之前，都要把二十一种人从睡梦中拖出来，集中关押，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乱说乱动。

在屋里蹲了一夜，第二天开始游街示众，脖子上挂一块大牌子，上面写明各人的身份：地主婆，反革命，牛鬼蛇神，孝子贤孙......男人头上戴一顶高帽子，画上鬼脸，女人们被剪成了阴阳头。

我们这些人被绑着双手，用一根长绳子串成一行，在大街上示众。冬天，我们打着赤脚，走在铺着薄冰的路上，脚板钻心般疼。夏天，头顶烈日，打着赤脚，走在半融化的柏油路上，脚下发出吧哒吧哒的声音，脚板上的皮被一块一块扯了下来。

由于二十多个小时水米未进，有好几次，我晕倒在地。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讪笑说：“看哪，这不是当年百泰堂的千金小姐吗？她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后来不搞游行示众了，来了一个新运动，叫遣送回原籍。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常德人不能在常德呆了，作为二十一种人，我被遣送回我的婆家———汉寿县蒋家嘴。这里本是我的家。土改时，因为害怕，我离开了这里，如今，我又被强行遣送回到了这里。

这里已经没有我的住处，我只能住在生产队的牛栏里。社员们见了我，都说：“还乡团又回来了。”

我的亲家公对我说：“你又跑回来干什么？想反攻倒算？还是惦记着你家的房子？”

隔三岔五地召开斗争大会。我同这里的人，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可开起会来，这些族亲们一点也不手软。

有一次，在斗争会上，我亲家公对社员们说：“这个地主婆这一次回家，是来找她公公埋在地下的变天帐的，谁分了她的田，谁分了她的房，她将来都会要跟我们算总帐的。”

大家听了，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我亲家母从茅厕里舀来了一端子大粪，笑嘻嘻地对我说：“这大粪是你当年住这里时留下的，你把它吃回去吧。”

我不吃大粪，死死咬紧牙关。有人跑回家，拿来了火钳，撬开了我的嘴，把大粪灌进了我的嘴里......

散会后，我独自到沅江边去漱口。望着滔滔沅江水，我真想跳进江里一死了之。这时，我想起了祖父对我说过的话：“娥姣呀，你是享受过十年好日子的，以后吃点苦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

我要活下去。

但不能呆在蒋家嘴这个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