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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聂娥娇

马主任咬牙切齿,历数着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一桩桩罪恶:

“头上长疮!咚!——”

“脚底流脓!咚!——”

“想复辟!咚!——”

“磨刀霍霍!咚!——”

“毒如蛇蝎!咚!——”

“火烧芭茅心不死!咚!——”

在我的想像中,他的样子应该像一个喝了两斤白酒的狂怒之人,满脸通红,双目圆睁,脖子上的青筋有乌梢蛇那么粗,牙齿咬得格格响,随时准备扑上去,把他眼前的黑五类撕成碎块,然后一块又一块把它们生吞下去。

又或许,他像一个在荒岛上孤独生活了几十年的落难者,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说话了。突然,他发现一条满载游客的航船正从远处驶过。他向船上的人高呼,他想向他们表明:他需要说话。他还能够说话。他急需他们来拯救他。

听着他那声嘶力竭的尖叫,我心中感到一阵阵愧疚:都怪我们这些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啊,要是我们这些黑五类没有犯下那些滔天大罪,他会这么愤怒吗?他的愤怒是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招来的啊。

有时,我又会在心中暗暗同情他。他愤怒了这么久,他不累吗?他呐喊了这么久,他不需要歇一歇,喝口水吗?他把嗓了喊哑了怎么办?

马主任讲了两个小时,他的拳头也在桌子上砸了两个小时,我的耳朵也被“咚!——”了两个小时。马主任终于结束了他的讲话。他累了。

批斗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全公社的一万多名社员,包括老人和孩子,排成整齐的队伍,依次从我们这些黑五类面前走过,每个人在经过我们面前时,都要指着我们吼一声:“罪该万死!”

然后狠狠地跺一脚:咚!

最后轻蔑地吐口水:“呸!”

大会结束之后,我们这些黑五类正准备回家时,忽然有两个民兵来到我面前跟我说:“你还不能走。马主任要对你这个外国女特务训话。”

我丈夫望着我,满眼惊恐。

民兵押着我来到了马主任的办公室门外,一个民兵看着我,另一个民兵进去报告。办公室的门和窗都是敞开着的,我看到一群人把马主任围在中间。马主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马主任说:“今天的斗争大会开得很过瘾,比喝了茅台酒还要痛快!”

他旁边的一个干部说:“你今天的报告作得很有气势,雷霆万钧,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

另一个干部说:“最后一个环节:万人唾骂,这是只有马主任才能想出来的精彩华章。别的公社开斗争大会,绝对想不出这样的妙招。”

民兵把我带进办公室。

马主任一看到我,立刻笑容满面,与刚才主席台上的那个凶神恶煞的马主任判若两人。他对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没听懂。

他说:“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今天,你遭受的不是千夫所指,而是万夫所指,可你没死,还活得好好的,这说明你这个女特务生命力很顽强。你知道吗?过去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只有在电影银幕上才能看到女特务,而此刻,一个活生生的女特务,而且是外国女特务,就站在我面前,我很激动。有你这个女特务在主席台上跪着,我今天做报告做得特别兴奋,特别来劲!”

旁边一个干部说:“电影里的女特务都是穿旗袍的,可惜这个女特务穿的是大裤脚。”

马主任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大裤脚嘛。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过: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

看到我和在场的其他人都惊讶得目瞪口呆,马主任又笑眯眯地缓缓说道:“你们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说:朝鲜女人都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

在场的人都笑了。

马主任又指着我的裤子说:“你不应该穿裤子,而应该穿裙子。现在,我给你一个穿裙子的机会。”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看到我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惊喜,他显得有些气馁。他说:“今天,我们接到通知,安乡县要举行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汇演大比武,我们公社文宣队必须要拿出有特色的节目。上次,我看了你们大队文宣队的一个节目,叫《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那个节目是你演的吧?很好嘛。你从哪里搞来的朝鲜服装?是你从老家带来的?”

我告诉他,朝鲜服装是我自己临时做成的。我扯了一些纱蚊帐布,把它染成红、绿色,再把它缝成一条红色的短上衣,一条绿色的裙子,还有两条彩带,把这些东西套在身上,我就成了朝鲜族的“延边人民”了。

马主任说:“别的公社演《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演员都是冒牌货,只有我们公社的演员才是正宗的朝鲜人。你虽然是个外国女特务,但我们中国的毛主席说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你现在可以为我所用。这段时间,你要同文宣队好好排练,要为我们公社争光。你这个正宗的朝鲜人表演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要是在汇演中没有取得好成绩,老子枪毙了你!”

说到这里,他将手枪啪地一下放在桌子上,两眼露出凶光,又恢复了他在批斗大会上的样子。

我战战兢兢地离开了办公室。

走到门外不远处,我听到马主任在房间里对其他人叹气道:“这狗日的吴连生,他凭什么这么有福气,竟然搞了一个漂亮的外国堂客!我们公社的女人,什么样的我没搞过?可我就是没开过洋荤。你们说说看,这朝鲜女特务是什么味道?是不是跟长沙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我懒得再听下去了,我为我今天在批斗大会上遭受的痛苦而感到委屈。我在心里想:报纸上天天讲,阶级斗争是关系到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大事啊,多么庄严神圣!可是,到了我们公社的马主任这里,他怎么将阶级斗争跟臭豆腐扯到了一起呢?

有一个冬天的深夜,民兵们突然砸开我家的房门,把我和吴连生从被窝里揪了出来,还未等我们穿上棉衣,他们就把我们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押着我们向外走去。屋外大雪纷飞,天地一片白晃晃的,我和吴连生冻得哆嗦,也没敢问他们这是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这两个黑五类经常被民兵押到某个地方,同全大队或是全公社的阶级敌人集中关押到一起。

但是,今晚似乎有点不同寻常,今晚他们押着我们朝一座荒山上走去。正感到疑惑时,忽然听到我背后的两个民兵悄悄议论:

“就在生产队里处决不行吗?为什么要跑到山上去?”

“在生产队处决,谁给他们抬尸呀?再说,他们这些阶级敌人的血有剧毒,会污染生产队的稻田,将来种出来的稻谷也不能吃......”

啊,原来,他们这是要处决我们!我的腿一阵发软,我丈夫一下子瘫倒在地上,行进的队伍停了下来。一个民兵用枪托捅了我丈夫一下:“起来!你这怕死鬼,这里不是你死的地方,你没有资格死在这里。”

我丈夫呜呜地哭了起来。又有一个民兵用枪托打他。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我走过去安慰丈夫说:“连生,起来吧,死就死吧,这样的日子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以前不是说将来我们要死在一起吗?现在机会来了。”

吴连生没有起来。两个民兵只好拖着他的胳膊,像拖麻袋一样向山上拖去。

我望着漫天的雪花,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我没有对死的畏惧,我想起了中国电影里无数的就义场面,我想起了刘胡兰,江姐,我甚至想:我这样穿着内衣内裤哆哆嗦嗦地死去,实在是死得太窝囊了,我要是穿着朝鲜族的裙子死去就好了,而且最好是死在一棵万年松树之下。

我吴连生到达了目的地。这里没有电影里常出现的那种衬托先烈的青松,却有两个已经挖好的墓穴。

我丈夫咕咚一声,自己主动滚到墓穴里去了。

两个民兵把他拖了上来,踢了他一脚:“我们还没有代表人民宣判你们的死刑,还没有扣响正义的枪声,你怎么就像癞皮狗一样躲进去了?”

那一刻,我真有点恨我的丈夫,他把我们的英勇就义搞得太滑稽了,跟我从电影里看到的英雄就义场面相比,相差太远!

一个民兵问我:“你有什么临终遗言?”

我想起我的儿子此刻还在家中哇哇啼哭呢,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能给儿子留下什么遗言呢?让他化悲痛为力量?让他继承我们的遗志?......不,不行。我觉得还是什么也不说。我恶狠狠地擦干了我那个不争气的眼泪——电影里的哪个先烈是带着眼泪死去的?!

民兵们在我们前面站成一排,举起了枪。

牺牲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临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高呼几句口号,于是,我高喊:“伟大的金日成同志万岁!”

民兵们放下枪,走到我面前,踢了我几脚,骂道:“这里是中国,金日成有什么资格称万岁?”

我又喊:“毛主席万岁!”

他们用枪托砸了我几下,骂道:“你这个朝鲜女特务,有什么资格喊毛主席万岁?”

我灵光一闪,决定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这一回,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我想让丈夫跟我一起唱,可他一声不吭。

民兵们重新举起了枪,一个民兵高叫道:“预备——”

我继续唱道:“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枪响了。我只觉得头上有一阵风掠过,我倒在了地上。我以为我死了。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踢我,我睁开眼一看,民兵们在哈哈大笑,笑够了,他们开始议论:

“这狗日的吴连生,他还在国民党部队当过营长呢,我们还没开枪,他就吓晕了。难怪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这个女特务真是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跟电影里的先烈一模一样。”

我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责问他们:“你们刚才为什么不把我打死?”

一个民兵说:“今晚,我们几个民兵武装巡逻,巡了一个通宵,一个敌人也没有发现,实在无聊,所以,把你们两个拉出来搞了一场演习。你可别怪我们。通过这场演习,我们发现:吴连生真是个狗熊,他当反革命一点不冤枉。而你呢,你可真不像个特务,你像个先烈。”

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又来新的运动了。

这一回的运动叫“一打三反”。上面派了工作组进驻我们生产队。这一回的工作组,同以前的工作组也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开会,学文件,喊口号,号召社员们检举、揭发我们生产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生产队只有我和吴连生这两个阶级敌人,所以,开会时照例把我们两个押到台上批斗一番。

不过,有一天晚上,吴庆生堂客的揭发,还是让我和吴连生感到心惊肉跳。

吴庆生是我丈夫吴连生的堂兄,他们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吴庆生堂客是生产队的接生婆,在我来这里之前,这一带的产妇生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我随丈夫刚到安乡那些年,我和吴庆生堂客相安无事。在了解到我是个助产士以后,她还经常向我请教接生方面的问题。这附近的产妇生孩子时,有的人请她接生,有的人请我接生。

自从我被打成女特务后,这附近的产妇就不敢再请我接生了。吴庆生堂客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大变脸。吴庆生堂客私下里四处造谣,说我原来是在日本军队里当妓女的,从头到脚,都胺脏得流脓水。

这些我都忍了。谁让我和吴连生是黑五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