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逃亡，一边逃亡一打听，看看哪里有合适的人家，我要找个成份好的人家重新嫁人。最后，我逃到了军山铺公社，在一户瞎了一只眼睛的独眼龙贫农家里安了家。

没想到，我在这个独眼龙家里还是不得安生。只要喝了酒，独眼龙就会把我按在地上，一只脚踩在我身上，笑嘻嘻地对我说：“听说你原来是常德城里的富家千金？真是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想当年，我家里也有八十多亩水田，都被我赌博输光啦，我现在成了贫农。我们家里有两个阶级，阶级斗争不留死角，我家里也要搞阶级斗争！你这个地主阶级不许乱说乱动，必须乖乖听我这个贫农阶级的摆布。”

我最怕他喝酒，喝了酒，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干得出来，比如，他会骑在我身上，一边用竹枝抽打我，一边喊道：“快跑！快马加鞭！”

有时，他还会一边打，一边痛哭流涕。

我被他打得浑身是伤。

唉，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呢？

我再次决定逃跑。为了不让这个独眼龙找到我，我想我不能再在汉寿县呆了，我跑到了我小女儿插队的地方。

我小女儿插队的菖蒲公社，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条石板小路弯弯曲曲，环绕着这个小山村，三面都是高山，平时，外人很少到这里来，这里的人也难得到外面去。村前破庙的墙上，留下的还是当年土改时的标语。我想，躲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的吧。

我住在我小女儿家。我小女儿家的隔壁也住着一位知青，这位知青的老娘被遣送到了这里。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也不想跟她多说话。没想到，第二天，她主动跑来同我聊天。

她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百泰堂的吗？哎呀，那个时候，你可不得了哟，在上学路上，我同几个小伙伴，远远地跟在你后面走。你一路走，一路剥糖果吃，把糖果纸随手往地上扔。我们几个悄悄把它们捡起来，贴在嘴边，舔那上面的甜味。哎呀，我现在还能闻到那股浓浓的奶香味呢。我们眼红得要死呢。只有百泰堂的千金，才能吃得起这么高级的糖果。你那个时候啊，走路时，头昂得高高的，对旁人看都懒得看一眼，哪里会晓得有人捡你的糖果纸来舔呢？”

我一点也记不起吃糖果的事了。

她又说：“我们家那时也是开药行呢。你还记得吗？你父亲当年把其它几家药行的参茸等名贵药材买去，摆在百泰堂的玻璃橱柜里，标明售价，让顾客明白你们的售价比我们家药行的价格便宜。哎呀，你父亲这一招好毒啊，把我家药行的生意都抢光啦.......”

这件事我倒是有印象。我记得祖父曾经劝阻过父亲，但我父亲坚持要这样做。

我在小女儿那里没住两天，渐渐地，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生产队的知青，原来见了我都热情打招呼，现在见了我都不理我了。生产队的社员见了我，也像见了怪物一样。我小女儿也问我：“妈，我外公是不是发过国难财？”

我莫名其妙：“什么国难财？”

我小女儿说：“这里的人私下里议论，说我外公在常德滨湖地区发洪水的那一年，故意抬高价格，售卖百泰堂研制的散疫丹，发了一笔横财。还有，我外公的百泰堂药行被顾客称为‘漆黑店’，卖劣质药材害死过人......”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民国二十年，洞庭湖滨洪水泛滥成灾，时疫流行，我祖父派出店员，深入灾民家里，免费赠送“散疫丹”。同时，还把药送到各慈善堂，让他们代我们广为散发，不取分文，救了不少人的命。这在当年，是常德城里人人称颂的一件善举，现在怎么成了发国难财呢？

很快，大队民兵开始找上门来，问我丈夫是不是因为罪大恶极而被人民政府处决了？

我的胸口又开始怦怦跳了起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隔壁那个婆娘造的谣。可是，我现在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呀。

第二天清早，我小女儿到田里出工去了，我还在床上睡觉，房里忽然闯进了几个孩子，每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条，朝我的床上抽打，一边喊道：“地主婆，睡懒觉，剥削人，罪难饶，打死你这个黄世仁！打死你这个彭霸天！打死你这个南霸天！......”

当天下午，阶级斗争现场会就在田间举行。生产队强令我挂上一块木牌，跪在水田里。

我一直跪到天快黑。

生产队长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女儿不听话，嘴巴比刘胡兰还能说。我好心劝她嫁给我侄子，她竟然嫌我侄子文化低！哼！斗争大会明天接着开，一直开到你女儿答应嫁给我侄子为止......”

我知道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等天一黑，我就开始逃跑了。菖蒲那个地方的山真多。我翻过一座山，又翻过一座山。我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跑着，半夜里，我迷了路，在大山里转来转去，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我就靠着一棵大树坐着。无名鸟发出一声声疹人的叫声。

我想：“会不会有狼过来呢？”

我又想：“唉，叫狼吃了正好，反正这个世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亮以后，我又开始继续逃亡。我也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去。哪里偏僻，我就往哪里躲。有时睡在山洞里，有时睡在社员的屋檐下。饿了就跟好心人讨口饭吃，或是在山野采些野果。遇到有病人的人家，我会帮病人看病。病人的家人为了答谢我，会给我一小包米，或是几个红薯，几个包谷，甚至会留我在他们家里住一晚。

有时遇到民兵查证明，他们会把我抓去关几天，最后又只好把我这个老婆子放了出来。出来后，我又继续流浪，我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我再也没有想过要回常德。在桥下的涵洞里，我睡得比在常德城里还要安稳。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有一次，我流浪到了安乡县安全公社。在长乐大队，有一位老婆婆，头和腰都无法伸直，身子长年蜷缩着，我拿出随手带的不锈钢针，给她扎了唇中、三阴交、肾玉这三个穴位，病人很快就可以站起来了。

一个十多岁的姑娘，乳房糜烂。我采来芙蓉花，捣碎后敷在她的患处。不久，这个姑娘的乳房就好了。

在榆树生产队，有一个妇女牙疼得睡不着。我就到田野里去捉来几只癞蛤蟆，用刀刮它们的眉棱处，那里会渗出少许桔黄色的浆液。我把这些浆液收集在酒盅里，再把浆液晒干，制成了蟾蜍酥。我把蟾蜍酥放进那个妇女的牙洞里，那个妇女的牙就不再疼了。

我在安全公社有了名气，许多社员都来找我看病。从社员的口中，我得知这里有个朝鲜女人，她患气管炎好多年了。他们问我敢不敢给她看病。

我问：“为什么不敢给她治病？”

他们说：“这个朝鲜女人是个女特务。”

又有人说：“其实她在日军中当过慰安妇，是个婊子。”

这个朝鲜女人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我找到她家，发现她同安全公社本地女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她个子娇小，头发花白，慈眉善目，完全不像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说安乡话跟当地人说得一样。

我问明了她的病情，告诉她一个偏方：用刚出生的乳猪，伴冰糖蒸熟后服用。她用我的偏方治好了气管炎。很快，我和她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去她家坐坐，听她聊她的身世。她也乐意跟我讲她的经历。

她叫金姬顺，十二岁时随父亲来到中国沈阳，进了日本人创办的“朝日女校”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满铁道医院”担任助产士。后来，经过一个朝鲜技工的介绍，认识了在国民党部队当排长的吴连长。辽沈战役后，国民党驻东北的军队土崩瓦解，吴连生决定离开国民党部队，他带着金姬顺，回到了湖南安乡老家。

在安乡老家，农村缺医少药，妇女生孩子都是土法接生。有一天，邻居有一个孕妇生孩子，由于难产，痛得哭天喊地。金姬顺采取人工引产的方法，使孩子顺利分娩。

不过，婴儿降生后仍处于窒息状态，不哭不动，全身发紫。按照当地的旧习，这样的婴儿是要当作死婴埋掉的。金姬顺却没有放弃。她先是口对口地为婴儿作了人工呼吸，再用手轻轻扣出他嘴的血块，然后倒提着他，在他屁股上连击两掌，婴儿终于哇地一声啼哭起来。

这次接生让金姬顺名声大振，远近一带的产妇都喊她接生。当地人都夸她：“想不到这个外国人还是个送子观音。”

不过，她当“送子观音”的风光日子没过几年，厄运就开始降临了。在反右运动中，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她成了反革命家属。

接下来是三年苦日子，公共食堂里顿顿都是红薯汤。她饿得走路摇摇晃晃，得了“夜盲症”，手上的青筋凸出来，脸上只有骨头没有肉。她刚出生的女儿没有食物吃，饿死了。

熬过三年苦日子之后，接下来就是“四清”。“四清”清理出了她这个女特务。工作队的人在她房前屋后挖地三尺，想要找出发报机。生产队的孩子用弹弓射她，一边喊道：“女特务，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赶快交出来！”

这些孩子，有好几个出生时都是她接生的。

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最让金姬顺搞不懂的就是这“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

有一次，她悄悄问我：“你说说，上面号召我们搞阶级斗争，到底是要下面的人真搞呢，还是假搞？”

哎呀，到底是个外国人，思路跟中国人就是不一样。我头一次听到这样奇怪的问题，感到莫名其妙。

她又说：“要是真搞呢，就认真地搞，扎实地搞。要是假搞呢，那就当是演戏，好好地演。问题在于：有时候看起来是像在真搞，结果却是在演戏；有时候看起来像是演戏，结果却让人死不瞑目。你永远琢磨不透这阶级斗争什么时候是真搞，什么时候是假搞。”

她给我讲起了她第一次参加万人斗争大会的情景——

那天清晨，我家屋檐下的喇叭里就反复广播着一个通知：今天将举行全公社万人批斗大会，全公社每个社员务必按时参加，缺席者按现行反革命处理。这个通知吓得我和吴连生瑟瑟发抖，早饭都吃不去。

早饭后，公社直属连的基干民兵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我家。他们先是在禾场上高喊一通口号：

“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吴连生！”

“打倒朝鲜女特务金姬顺！”

我和丈夫早已吓得瘫软在地上，民兵们用棕绳把我俩捆上。这次捆绑跟以前不同，这次把我们包粽子一样，横七竖八，捆了一道又一道，然后，押着我们跌跌撞撞走向万人批斗大会会场。

大会是在一个山坡下举行的，这次批斗大会比生产队、大队的批斗会气派大得多。黑压压的人群漫山遍野，老人和孩子们都来了。会场上空始终回荡着让人亢奋的语录歌。主席台上方挂着“斗争大会”四个吓人的大字，会场两边挂着巨幅标语：

砸烂黑五类的狗头！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群中有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站在一张桌子上，手持喇叭，恶狠狠地指挥着各个大队社员应该站立的位置。

批斗大会开始了。

第一项议程当然是由大会主持人高声宣布：“把黑五类分子押上台来！”

于是，基干民兵们把我们押上主席台。当我们一个个鱼贯上台时，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被勒令跪在台上，低下“狗头”。

公社革委会的马主任开始讲话了。我看不到他的模样，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限的愤怒和无比的仇恨，他气愤得说不出一句一句完整的句子，从他嘴里嘣出的只有一个一个的词语。他每说出一个词语，就会挥拳在桌子上狠狠地砸一下。桌子上摆放着的话筒，就会把他砸下的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会场四周高悬的喇叭里去。四周的喇叭再把这“咚”的一声无限放大，传到天空，传到山上，然后再回荡到我的耳鼓里。

每当这“咚”的一声砸到我耳鼓里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揪紧，停止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