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气的是，吴庆生家里养的猪，经常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拱辣椒树。我去找吴庆生堂客，陪着小心跟她说好话，让她把家里的猪关好。吴庆生堂客笑嘻嘻地答应了，可是，她家的猪照样跑到我家的自留地里来。我捡起石头，把她的猪砸跑了，这一幕被她看见了，她对我破口大骂。我回骂了她几句。

没想到，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让她逮到机会了。她在斗争大会上检举说：“那天，我家的猪拱了吴连生的辣椒，吴连生这个反革命一边赶我家的猪，一边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们这些贫下中农，人人都欺负我。 等蒋介石反攻大陆成功的那天，我要把你们这些贫下中农全部杀光！’吴连生堂客也在一旁帮腔说：‘我日夜盼望着金日成主席带人来拯救我，我要把安乡县的党员、团员全杀光！’……”

工作组的人，还有生产队的知青，觉得问题十分严重，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知青们个个义愤填膺，逼我交出发报机。我交不出，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

知青们到生产队插队之前，我参加过无数的斗争会，但那些民兵、社员们从来都只是喊一喊口号，从来没有人动手打过我。这一回不同，这一回知青们下了狠手，是真打，我被打得头破血流。

斗争会结束之后，吴连生就被关押在生产队的“三忠于”室，由民兵日夜看守。我被放了回去，负责每天给丈夫送饭。

第一次去给丈夫送饭的时候，丈夫的神情显得轻松，他同看管他的民兵有说有笑，他给他们讲述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经历。

在生产队关了两天之后，我丈夫被民兵押到大队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见他同其它各个生产队揪出来的坏人关在一起。当时，他还安慰我说：“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回去的。这里关了这么多人，政府还能把我们都杀了？”

再往后，我丈夫被关到公社武装部去了。我去给他送饭时，看到他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对我说：“姬顺，这一次，我可能回不去了。”

我安慰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记得上次开万人大会的情景吗？还有，那天夜里，在山上，埋我们的坟坑都已经挖好了，结果呢，我们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

我丈夫苦笑了一下，说：“这一回不同，这一回是来真的了。文件上说的是：管，关，杀。就是管一批，关一批，杀一批。我大概是属于‘杀’的那一批。”

我又安慰他说：“杀你干什么？你只是历史反革命，又没有现行破坏行为。”

我丈夫说：“你不知道，我们公社挖出了一个光复党，公安局的人说我是光复党的骨干分子.......”

我再次去送饭的时候，见到的就是我丈夫的尸体了。

我扑到丈夫身上，我没有哭，我心中想的是：“这是真的吗？我丈夫他是真的死了吗？”

看守我丈夫的人告诉我：吴连生是光复党的主要头目，拒不交待光复党的行动纲领，组成人员名单，畏罪自杀身亡。

我抚摸着丈夫冰冷的尸体，看到他的脖子上，胸部，大腿上，到处都是紫色，他是怎么自杀的?他真的死了吗？

在埋葬了丈夫之后的好长时间里，我脑海一直盘旋的一个问题是：“我丈夫真的死了吗？这一回，不是像上次在山上那样的假枪毙？这一回是真的？这一回，是真真实实地在搞阶级斗争了？”

金姬顺跟我说：“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学会了讲中国话，吃中国菜，干各种各样的中国农活，但始终琢磨不透中国人的人心，不知道中国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有一回，金姬顺和大队的所有黑五类们，被民兵们押着在全大队的各个生产队游行示众，一边走一边敲锣。当队伍走到一个水塘的塘基上时，有一个妇女想不开，卟嗵一声跳进了塘里。金姬顺大喊大叫，准备下塘去救人，却被民兵拉住了。

民兵呵斥她：“你去救她干什么？她是个四处偷男人的女流氓，坏分子。”

队伍停了下来，站在塘基上，安静地望着水塘里那个女人上下扑腾，最后沉了下去。

金姬顺忍不住哭了，民兵反而安慰她：“ 一个黑五类，死了反倒省事了，你有什么好伤心的呢？”

金姬顺愤怒地质问：“当年，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在下河救我们朝鲜落水儿童之前，是不是要先问清楚：那个落水儿童是什么阶级成份？”

金姬顺又说：“中国人变脸变得特别快，从慈眉善目到怒目金刚，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平时，在生产队出工时，社员们同金姬顺嘻嘻哈哈，可是，一到了晚上政治学习的时候，社员们的脸就严肃起来，特别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主持会议时，社员们一个个避她像避瘟神一样，脸上满是凛然的正气。当他们起来发言时，那些平时不太会说话的社员，都能搬出一大堆词语，对她进行愤怒声讨。

大队部放演过一部电影叫《卖花姑娘》。金姬顺发现，自从社员们看过《卖花姑娘》以后，他们见了她，个个脸上都充满了无限的悲悯。他们说：

“想不到朝鲜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想不到朝鲜的阶级压迫这么厉害！”

“朝鲜的地主比我们这里的地主狠得多了。”

就连害死金姬顺丈夫的吴庆生堂客，也提着一篮红薯，到金姬顺家里来安慰她了。

吴庆生堂客扯起腰间的围裙，揩着眼泪，哀哀戚戚地说：“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女特务，都是穿着旗袍、吃着牛肉罐头的剥削阶级，我以为你以前在朝鲜过的也是这种腐朽生活。看了《卖花姑娘》，我才晓得，原来朝鲜人民比我们苦一万倍！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哭啊......”

金姬顺还给我讲过她在山上修大寨梯田的经历。她说——

那一年修大寨梯田，几个公社的社员集中在一起，苦干实干拚命干，开山挖土流大汗。所有的社员都实行军事编制，全民皆兵，所有的领导都以军职相称。社员们按照阶级成份编成一个个连队，连长肩上斜披一条红底黄线的绶带，带领连队大干快上，勇夺红旗，好不威风。

我所在的连队是由成份不好的社员组成的，除了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之外，还有中农、上中农及其子女。我们连的连长姓石。石连长对我们这个连是又爱又恨。恨的是，我们这个连阶级敌人成堆，爱的是，我们这个连队漂亮妹子成堆。我也感到好奇：为什么这些漂亮妹子大都是出生在黑五类家里？

各个连队都是集中住在一起，睡的是大通铺。石连长很喜欢到我们连队的集体宿舍来，当然，他来我们宿舍是有充足理由的，那就是他常说的“培养女社员在学大寨工地上火线入团。”他是来找女社员谈心的。

我注意到，他每次来，找的总是那几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叫桂花妹子。桂花妹子是上中农成份，她在大队总是入不了团，很苦恼，这次到了工地，她希望能够在这里火线入团。

石连长到我们宿舍来时，总喜欢搞突然袭击。他走路像猫一样，没有一丁点声响，他不喊门，不敲门，冷不丁就撞开门闯进来。姑娘们、堂客们正在用毛巾擦洗身子，猛一回头，发现石连长就站在宿舍门口，她们吓得双手抱胸，惊慌失措地往床上躲。

因为我们连的社员出身不好，大家虽然对石连长心生不满，但谁也不敢公开抱怨。

有一天早上，我们宿舍的桂花妹子突然大叫起来，说她挎包里的五元钱不见了。五元钱啊，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宿舍里立刻骚乱起来，大家纷纷帮忙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桂花妹子哭着去找石连长反映去了。宿舍里的人一个个吓得变了脸色。在这群女人中，我算是属于见多识广的。看到这些姑娘们惊恐的样子，我就对大家说：“如果有谁捡到了桂花妹子的那五元钱，最好悄悄放回桂花妹子的挎包里。”

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会上，石连长声色俱厉地敲着桌子吼道：“桂花的五元钱被盗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盗窃案，从实质上看，这是发生在学大寨的工地上，所以，这是一起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反革命恶性案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现在，大家背靠背，每个人写一张纸条，把你们知道的情况揭发出来，交给我来审查。”

第二天上午，石连长单独找我谈话。

面对他那满脸又红又紫的麻子坑，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石连长说：“你是自己主动认罪，还是让大家来揭发你的罪行？”

我说：“我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认罪？”

石连长拍了拍手，满意地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不会主动认罪。所有的人都在纸条上检举说，是你金姬顺偷了桂花的钱，你不认罪，正好。我原来还担心今晚的政治学习相当乏味呢，现在好了，有了你这个主角，今晚的政治学习有好戏看了。”

当天晚上，工棚外的北风刮得呜呜响，工棚内的斗争会开得如火如茶。这次斗争会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斗争会。以前的斗争会，参加大会的大多是贫下中农，挨批斗的只是少数几个黑五类。以前的斗争会上，贫下中农虽然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真正动手打人的不多。

今晚的斗争会是黑五类斗黑五类，是大多数黑五类批斗我一个黑五类。黑五类唱起了主角。这些平时挨批斗的黑五类一旦当上了主角，表演欲望特别强烈，口号喊得比贫下中农响，动手打起人来，都是往死里打。一个地主婆表现得特别积极，她扑上来揪我的头发，骂我：“连日本皇军都敢偷的婊子，你会不敢偷五元钱吗？”

虽然被这些黑五类打得鼻青脸肿，其实，我也还是挺能理解这些黑五类的。她们长期受压迫，今天终于可以欺压别人了，这样的机会，只怕是铁树开花，千年难得一回。

她们有什么理由不紧紧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呢？

我们连队有个姓刘的妇女，她原来是在安乡县城里当老师的。她那个学校的校长，经常找一位单身女教师到他办公室谈心，总谈到深更半夜。那位单身女教师很害怕，偷偷找这位刘老师哭诉过好几次。

刘老师听了气愤不已，决心拯救这个遭到骚扰的单身女教师。她向上级写了检举信。没想到，这封检举信最后落到了校长手里。校长从她的信中找到了她“对现实不满”、向党发进猖狂进攻的句子，把她打成了右派。

不久，她丈夫也同她离了婚。

这位刘老师在工地干活时，总喜欢同我搭档，我挑土，她铲土。她经常缠住我，问一些朝鲜的事，如“在你们朝鲜也划右派吗？朝鲜也有黑五类吗？朝鲜也搞阶级斗争吗？”

有时候，趁着四周无人，她会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唉，我怎么就这么傻呢？原来，我还想拯救别人呢。没想到没有救起别人不说，自己反而跌到了井底下！”

接着，她便是一声仰天长叹：“唉，什么时候，我才能攀上一根绳子，从这井底爬上去呢？”

就是这个刘老师，在斗争会上打我最起劲，她用脚踢我，专拣要命的地方踢。

旁边的人给她喝采：“踢得好！踢死她！她不承认就踢死她。”

我倒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头。我想：“今晚我是挨不过去了。就算不被打死，也会被打成个残废人。我丈夫不就是因为不肯承认光复党的事，才被折磨死的吗？”

于是，我只好恳求道：“你们别打了，桂花的那五元钱是我偷的。”

我的话音一落，屋子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石连长叫人把我扶起来。他一边检查我身上的伤情，一边惋惜地叹气：“唉，你要早点承认，不就可以免去这顿皮肉之苦吗？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看来你还真个外国人。你也不想想：所有人都检举说是你偷的，你却不肯承认是你偷的，那岂不证明我们所有人都错了吗？你这不是犯了众怒吗？所以呢，我呀，还要好心好意地再教你一句中国话。你可一定要记住哟，这句中国话叫做：众怒难犯。”

因为我偷了钱，我的头上又多了顶帽子，叫做坏分子。

石连长决定对我实施监督改造。所谓监督改造，就是在我劳动时，旁边有一个人时刻看着我。

石连长经过一番精心挑选，决定派细妹子来负责监督我。

在工地上，我同细妹子比较谈得来。细妹子的床紧挨着我的床，她经常同我说一些悄悄话。细妹子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小时候，她以为自己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后来，她才知道中农还分好几档：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只有“下中农”才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才是革命的依靠对象。而中农、上中农并不属于贫下中农，仅仅只是革命的团结对象。